“郑永年”这三个字在中国的政界、学界都不陌生，他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也是一个生于农家并一步步成长为世界著名学者的“励志”典范。最近，在新华报业集团主办的“史诗40年·改革再出发”高峰会期间，扬子晚报记者面对面采访了郑永年教授。眼前的他温文尔雅，思维敏捷，他的思想深刻睿智，在采访过程中，还带有对年轻一代的人文关怀，他希望年轻人保持独立思考，放下手机，远离社交媒体。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李冲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 

  蒋文超 摄

  “阴差阳错选择了当前的研究领域，但我对这样的‘命运安排’很满意，因为做学问只需要跟自己较劲就行，不用跟别人争斗。”郑永年说。

  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说到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对扬子晚报记者说，自己1962年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村子里，家中世代是农民，父母都不识字。由于父母要种地没时间带孩子，所以5岁时自己就去读书了。“那个年代农民生活非常艰苦，村小学只有1位老师，不仅算数、语文、体育全都教，而且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

  郑永年读完初中和高中后就直接回家务农了，恢复高考之后，他通过广播知道了这一消息，并在198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我的分数到了北大线，本来想选的专业是中文系或历史系，招生老师来的时候，村里没电话找不到我，班主任就为我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郑永年说，对于这样的“阴差阳错”自己很满意，因为做学问不用总想着击败别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

  到北京大学报道时，郑永年19岁，他是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去的。“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去北京。”郑永年说，刚去大学觉得自己很傻，自己什么才艺都不会，也不感兴趣，只能去读书，一个学期后考到全班第一名。四年后被保送研究生，之后又去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在那时，他对研究中国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

  博士毕业后，郑永年去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机缘巧合加入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他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并在那里获得了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的荣誉，2008年，他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后，开始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对中国的研究力度日益加大。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我的户口还在老家，你可以叫我失地农民。我的文章都很土，写作标准就是让农民也能看懂，其实没必要假装自己很有学问，然后说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一步步从农村走到国际知名学者，这一路走来，旁人都会觉得很不容易。当扬子晚报记者问，你觉得哪段学习经历最辛苦时，郑永年哈哈大笑：“很奇怪，现在的人都觉得学习很辛苦，但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到北大以后，我曾感慨，读书怎么那么容易啊，远没有务农辛苦。而且，如果学习的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不会觉得辛苦。”

  郑永年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一年比较难。“我以前倒是知道电脑长什么样，但从来没摸过，用电脑写东西太痛苦了，我第一篇文章用中文写，然后翻译成英文，后来发现两种语言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就逐渐改变了……”郑永年说，刚到那里的前几个月都不怎么说话，老师鼓励说“open your mouth”！然后发现其实张嘴说话后，进步就很快。“你看旅游景点的小商贩，英语说得也很好，因为要接待外国游客呀！这是一样的道理。”郑永年说，自己甚至也学过日语、法语，后来经常不用也就忘记了。

  这些年来，郑永年教授一直在海外做研究，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否已是新加坡公民，对此问题，郑永年表示，自己还是中国国籍，户口在老家余姚。他笑称自己是失地农民。“要想认识中国，首先需要认识中国的农村，农村生活的经历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启发。”郑永年说，当时博士论文想写中国的农村改革，后来放弃了，因为对农村太熟悉，担心自己的研究不理性，就放弃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回国时我主要到农村做些调研，珠海、南海、顺德那一带我经常去，那里有我设的农村观察点。”郑永年说。

  “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我没时间去回应那些批评我的声音，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整天关注外界的评价，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