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之际，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团市委、建邺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新华之夜·青年之歌”第五届南京跨年诗会在新华剧场举行，12小时不眠不休，用书香诗韵迎来新的一年。来宁陪伴读者的著名作家余华，分享了自己喜爱的文字。而前一天迎着飞雪赶到南京的余华，一下火车就跟本报记者聊了聊。现在生活中充满诱惑令他感到疲惫，他反而怀念那些与莫言一起写作，电话聊天的时光。

　　文|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张楠

　　摄|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见习记者 陈俨

　　余华很少接受采访。他说，一个作家一旦到快60岁，基本上说出来的都是陈词滥调，所以不想再说。关于爱情故事，余华也说，“这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隐私，不愿意对外说。”

　　余华大概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聊天对象，他有时候很犀利，甚至会直接拒绝。他告诉记者，自己并不喜欢接受采访，去年登上央视《朗读者》忆故乡回顾童年，据他说是一个“例外”。“其实拒绝的主要原因，是我对自己比较厌倦。重复的话说了十多年，作家也不可能每天都有新的话出来。可能那个对你过去比较了解的读者，一看就知道，你又说过去说过的话了。但是对你不了解的读者觉得比较新鲜，其实不是，都是老话。一个作家一旦到快60岁，基本上说出来的都是陈词滥调，所以不想再说。”

　　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其实在这个文学摇篮里，诞生过不少知名作家。严歌苓在回忆鲁院时光时就笑说，余华大概是他们班最擅长追女孩的。对此，余华也笑说，“跟严歌苓同班的时间很短，她一个学期不到就去美国了。可能因为我追了我们一个同学，然后我们结婚了，所以她这么说吧。”但对于那时的爱情故事，余华说，“这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隐私，不愿意对外说。”

　　飘雪的南京很冷，余华想起2003年在哥伦比亚广场跨年的情景，一群诗人在朗诵，来了一万多听众，一点也不冷。之所以会心心念念那个场景，是因为余华每年去国外，却觉得跟国外诗人的交流并不深入。因为语言不通，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偶尔聊几句，甚至互相都没有读过对方的作品。“在国外的受众肯定不如母语国家，在国外会遇到各种障碍。”余华说，有点遗憾的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大多是想了解中国的读者，而不是纯粹对这个作家，或者这部作品感兴趣。但余华说，不用焦虑，国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在亚洲国家，对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是印度作家，除才华横溢之外，跟他们直接用英语写作也有关，不存在翻译问题，因此很多地方都能传播。而日本老一代作家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进入西方社会时已经备受认可，到村上春树可能已经历经好几代，前面的作家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而我们是第一代闯天下的，莫言80年代末就出去了。经过很长时间积累，读者会慢慢多起来。现在看来，当年无声无息的状况已经改变，我去法国和意大利，就发现年轻一代作家像阿乙的书摆在书店里。”

　　许多人都知道余华放弃做牙医转投写作的故事。余华曾在他的散文中这样写道，“因为不想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5年牙医生涯，大概拔了1万颗牙，实在是不想再拔了。”记者问他现在会不会给自己看牙，他笑说“也会”。

　　“写作和人生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即将来到的2019会发生什么。”余华《活着》的主角福贵一生都在与死亡纠缠，《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则为了卖血不断去医院。由于父母都是医生，从小余华已见惯生死。

　　跨年诗会上，一位女大学生问，“写出《活着》后又过了这么多年，再回头看，能不能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余华回以一则发生在二战时期纳粹俘虏营的故事，“《活着》只是告诉人们一个看似浅显却很深刻的道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最近到处走的状态，令余华感到疲累，想停下来休息。“昨天在杭州，到今晚坐火车到南京，一直在忙各种事情。这肯定会影响写作，时间被切碎了。”吐槽让他逐渐放松下来，余华说，“写作最好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能够安静下来，而且最好是让生活变得极其无聊。生活中没有任何诱惑，才能够把写作的激情延长一些。而在今天的中国，生活中到处充满诱惑，像我们这种意志薄弱的人经常被诱惑出去。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