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演员翟天临博士涉嫌论文抄袭一事不停发酵，已然牵扯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学术生态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类似翟天临这样的学术问题其实不少，而且涉及不少大人物。就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所写，主人公方鸿渐依靠一所专门制造假文凭的“克莱登大学”，在欧洲留学，最后拿回美国学位。这些事原来在现实中并不是“空穴来风”。

  本期“史说”，邀请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听他谈一谈历史上学术不端的那些事儿。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张楠

  “学术造假”和产品造假一样看待

  最近，演员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不停发酵，他的博士在读期间论文，以及硕士毕业论文都被发现一定程度涉嫌抄袭，在北京电影学院调查小组得出结论之前，翟天临的学霸人设崩塌，已经对此致歉，并将退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相关工作。为何这么多网友关注此事，主要其中牵涉学术诚信和学术公平问题。

  这并非是学术不端问题第一次遭到大众审视。自民国以来，科举被废，现代学术兴起，发展至今，“学术不端”问题屡屡出现。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老师赵霞认为，近代社会转型急需新式人才，学术不端和文凭造假屡见不鲜。对此，近代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共同治理。

  古人认为，“学以为己，教以为人。”针对学术造假，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表示，“学习是为了自己，教学是为了别人。现代社会，学习和教学，在一些人眼里，变成了谋利的手段。学位、论文、项目、奖项、职称就成了等价交换的标的。伴随着这种利益，学术造假也就层出不穷。其实我们可以把学术造假和产品造假一样来看待。”

  古代最牛造假，竟为剽窃杀人

  穿越到古代，剽窃花样也层出不穷。在文人圈子里，窃取他人的作品，则被称为“文偷”。早在先秦时代，就为当时学者所不齿。“剽窃”一词，最早出现在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他认为《文子》一书“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

  据史书记载，班固被视为“抄剽第一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即称“班固盗窃父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亦称：“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班固的《汉书》究竟剽窃了哪些内容？有观点认为，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历史，主要剽窃了司马迁的《史记》，除《董仲书传》外，差不多都抄自《史记》，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变化。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告诉记者，“《汉书》本身的创作目的就是接续《史记》，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就直接用的《史记》的史料。但定性的部分，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当时不像现在这么有著作权意识。”

  为剽窃杀人的就更骇人听闻。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与沈佺期合称“沈宋”。与他有关的，就有一桩悬疑千年的文坛公案。他的外甥刘希夷，也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刘希夷苦思冥索，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宋之问知刘希夷未曾示人，便“恳求”刘希夷割爱送给他，想靠这两句诗传名千古。刘希夷碍于舅舅情面口头答应，后又反悔。宋之问“怒其之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为夺取两句诗的著作权，不惜残害自己亲外甥的性命，但也有学者质疑，闻一多就认为夺诗杀人之说多半出自虚构，纯属子虚乌有。

  对抄袭、剽窃、盗版、假托等行为，古人也不是一直姑息。自唐代起，作者的创作权益受到重视。到宋代，版权意识和版权控制真正萌生，并得到强化。宋人出书时，封面后或封底上已开始印上“牌记”，印有作者、出版者名号等，声明“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国版权保护例证。明代开始悬赏捉拿盗版者。明代刻书业发达，书稿需求量大，侵权行为也越来越猖獗。冯梦龙《智囊》记载：《唐类函》发行前先办“讼牒”。

  抄袭案“误伤”鲁迅

  民国时期抄袭事件也是屡有发生，如何维权那时各有其法，同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1919年1月，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十几个同学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傅斯年竟然在《新潮》第一期就发表文章《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直接把自己的老师马叙伦给“揪”了出来，直指马叙伦在札记中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