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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千万条，英语第一条。要想得一年一度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你有权保持沉默，比如2012年的最佳影片《艺术家》就是一部无对白声音的默片——但你要是忍不住要出声，那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English，即便是印度英语也行。

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首先是奥斯卡最佳英语片奖。奥斯卡发奖发了九十年，只有寥寥十余部非英语电影能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然后结果无一不是衬托陪跑。像今年的《罗马》虽然一片看好声，但语言是西班牙语那就对不起了：潜规则不能坏在这一届评委手里。

奥斯卡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会员们，一年一度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六千多评委里差不多四分之三是英美公民，在经常投票的五千多会员里94%是白人、77%是男性，六十岁以上的超过一半。以这个标准来判断，西装革履的评委们跟地铁里玩游戏和看短视频的群众，基本是两种人。

既然是不一样的人，对电影当然有不一样的观影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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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奥斯卡最佳影片是《为黛茜小姐开车》，讲的是摩根弗里曼这个老黑人，为白人老小姐当老司机的故事，影片的结尾当然是肤色和谐、种族友爱，白人老小姐和黑人老司机建立了互信互爱的友好关系。

三十年后的最佳影片《绿皮书》，讲的仍然是司机和乘客之间的故事，只是玩了一把角色互换：司机变成了下层白人，而乘客变成了高级黑人。在穿越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各州之后，白人司机和黑人乘客也建立了互爱互信的友好关系。

虽然似乎三十年过去，最佳影片的情节和主题都是一样的调调，但评委老爷们的口味实际上是有相当变化的。新世纪以来，反娱乐、反票房、反特效几乎是奥斯卡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获奖风向标，群众眼中的商业大片越来越跟奥斯卡最佳渐行渐远。

本来奥斯卡一度走的是雅俗共赏的路线：既要精英满意、也想群众拥护。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选择尤其多，例如94年的《阿甘正传》既好看也叫座、95年的《勇敢的心》引得全球青年热血沸腾，更不用说97年曾经创下人类电影票房纪录的《泰坦尼克号》——不仅爱情价值观动人、船沉进海里的特效也动人；不但商业上赚得盆满钵满，导演卡梅隆拿完最佳影片还可以再拿最佳导演。

然而新世纪以来，奥斯卡最佳影片却越来越不待见这种大制作、高观影率的大片。自从《角斗士》和《指环王》在世纪初头两年获奖之后，后来的大片几乎再也沾不到一点便宜。2009年卡梅隆的3D《阿凡达》再度刷新人类票房纪录，却在奥斯卡最佳影片争夺中输给了他前妻凯瑟琳·毕格罗导演的《拆弹部队》，一部票房只是《阿凡达》零头的零头的电影。

炫目的特效是观众的加分项，在评委眼里却是减分项。自2003年《指环王》折桂以来，基本没有一部特效出色的电影能赢得评委青睐，最多也就是拿一个最佳视觉效果安慰奖而已。评委的潜台词就是：看你耍马戏还玩得不错，给个安慰奖以资鼓励——但大奖你想都别想。

即便是像《星际穿越》这样有口皆碑的、在科幻电影史上差不多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大片，根本连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入围的门都进不去。 评委已经把意图展示得很清楚了：拍电影的你们要想赚钱赚你们的、看电影的你们想要娱乐乐你们的，奥斯卡对你们群众追捧的这种所谓大片没兴趣。在这一点上，以往一直被诟病为口味太商业的奥斯卡，越来越向欧洲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看齐了。

那评委对什么感兴趣呢？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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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是美国的电影奖，展现的自然是美国的价值观，就像铁岭电影奖一定会颁给赵本山一样一样的。奥斯卡奖负责输出美式价值观，不管是不是天经地义，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至于价值观合不合理、合什么理，那是电影之外的问题。

奥斯卡的价值观也不复杂，大致简述如下：自由自在、平等博爱和励志搬砖。

奥斯卡对自由的偏爱世所共知。《勇敢的心》结尾处惊天动地的一声“Freedom！”，不知感染了多少阅片无数的评委老司机；《角斗士》里角斗士奋起反抗罗马暴君，不仅是为自己报仇雪恨，更是为整个罗马争取共和；而2012年获奖的《逃离德黑兰》，更是典型的价值观致胜范例，全球只有伊朗一个国家表示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