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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一辈子，从来都在跟死神打交道。

褚时健十岁左右的时候，祖母和祖父相继病故。祖父褚发珍非常能干，挣钱捐了监生，还在政府里谋得了乡长和团练的职位，从平民成为了一方乡绅。他的三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勤劳，而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在从商上比褚发珍更大胆。家族基因里的踏实加上商业敏感，造就了多年之后的褚时健。

但褚发珍离世时，褚时健还不懂悲伤，更多的是恐惧：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虽然看到父母亲戚都在哭，知道这是悲伤的事，但褚时健自己还是没有掉泪。老人病死、小孩夭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实在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

褚开运在外做木材运输生意，很少在家，即便在也很少跟褚时健说话，说的最多的是让褚时健拿尺子帮他丈量木材。1942年，褚开运在运木材的途中，被轰炸滇越铁路、意欲打断国军补给线的日军飞机震伤，从此回家卧病在床。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父亲的死，是改变褚时健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死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机会做了。死神第一次让褚时健感到了它的可怕，而十五岁的他也知道了活着有多重要。

七十多年之后，88岁的褚时健说：

“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这是褚时健在跟死神博弈了一生之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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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附近的东风水库边，有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有个名字是褚时仁，他是褚时健的堂哥。在云南的“讨蒋自救军”还在跟国民党打游击战，褚时健和褚时仁在部队里既是兄弟、也是战友。

褚时仁在昆明读的是师范，文文静静一个人，不爱枪炮暴力。有未婚妻，两人很幸福。褚时健和他一起在昆明开始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是真枪实弹地跟敌人拼命，但根本没想过褚时仁会死——而且二十多岁就牺牲。他们这样的年轻小伙子，那时只想着如何活。

1949年10月，天安门刚刚举行完开国大典，但云南还在枪炮声中。褚时健的部队打了一次成功的伏击，当地的老百姓送了好多猪肉过来，每人能分到两公斤。一高兴就难免轻敌，报复的敌人都架好机枪了，才反应过来要撤退。难得的猪肉丢的满地都是。

跑到安全地带发现褚时仁不在，褚时健就知道不好了。那段时间褚时仁得了疟疾，一直打摆子，只能勉强跟上大部队。后来才知道：三颗机枪子弹在他背上打了一个三角形，从心脏穿出来，当场就没救了。老百姓安葬了他，子弹就留在身体里。如果敌人来得晚一点，褚时仁本可以吃上一次肉。

褚时仁的死，给二十出头的褚时健很大触动，从此对人生的看法又有了大改变：做什么事更坚决了，不爱多想了。

因为想也无济于事。一年后，已经脱下军装、开始作为征粮干部的褚时健，迎来了亲弟弟的噩耗。

褚时健的四弟和五弟，早在褚时健去昆明求学期间就因为痢疾而相继病亡，从此就是比褚时健小两岁的弟弟褚时候帮助母亲操持家里。褚时健在部队里时，全靠褚时候支撑着一个家。

1950年云南发生哗变，已是铁路警察的褚时候所在的警卫班也叛乱了，挟持了不愿叛乱的褚时候准备去山里当土匪。在经过南盘江大桥的时候因为被解放军追击，叛乱分子觉得带着褚时候是麻烦，就把他手脚打断，从几十米高的大桥上丢进了江中。

母亲褚王氏得知死讯，几乎疯掉。她沿着正涨水的江流一路喊一路找，始终没有寻见儿子的尸首。夫死、子丧、子丧、子丧，褚王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仅仅几个月后，褚王氏因为毒疮不治而逝，年仅47岁。

那是褚时健出生以来最黑暗的几天。他还没有成家，自己的家就已经没了。一切温暖、希望、期盼和归宿，都随着母亲的逝去而化为乌有。死亡让褚时健难以直视自己的内心，从此工作、工作以及工作，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寄托。

工作终于渐渐平复了褚时健的伤痛。他到糖厂，糖厂从亏损30万到盈利30万；之后接手玉溪卷烟厂， 最终成为了亚洲烟王。

战友的情谊总是最难忘的。云南解放后，战友们就各处一方从未相见。八十年代时，褚时健曾经去战友们的家乡，想见一见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袍。但他一个也没见到，不是离乡他往，就是都死了。

失望的褚时健那时还不知道：有朝一日，他也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白发人送黑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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