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圣母院火灾之时，特朗普立马在推特建议，“也许可以进行空中洒水灭火，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法国人当然有行动，只是并没有采纳特朗普的生活小妙招，他们的做法是，先抢救出圣母院内的大量文物珍宝，一时搬不出来的，就做好防水措施，最后再升云梯喷水灭火。

最后尖塔倒塌、建于1220年的木质框架屋顶也几乎全部损坏，但好在教堂内绝大多数的文物是保住了。据圣母院的牧师弗雷德里克神父说，所有艺术品都幸得及时转移，馆藏的各种珍宝，包括荆棘之冠等都完好无损。

那么如今的问题便是，如何修缮巴黎圣母院。这其实是一项一直都在进行中的工作，只是，它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简单与乐观。

1.

上一次巴黎圣母院遭到大规模破坏，是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中。当时巴黎的受破坏程度尤为惨烈，城里边原有的300多座教堂最后只剩了四分之一，且都伤痕累累，其中的巴黎圣母院在1794年甚至沦为了葡萄酒仓库。此役带来的破坏可想而知，甚至超过了之前200年风云变幻的累计总和。

所幸，修复与破坏总是交替发生。大革命导致的大破坏随即遭到谴责，伴随谴责的，还有对古迹的关怀与修复工作。维克托·雨果在1828年开始构思《巴黎圣母院》，为此他常去已在修缮中的圣母院工地收集素材。有人考证说当时的工地上就有个不合群的驼背石匠，或许这位古怪的驼背石匠为雨果提供了写作的灵感。

正式的系统修复开始于1844年4月，担任后期修复工程的总建筑师名叫维奥勒·勒·杜克，他是“风格性修复”的代表性人物。

何谓“风格性修复”？

在最初的古迹保护意识觉醒之时，包括雨果在内的一些人都觉得，恢复古建筑嘛，主要是恢复它的艺术纪念意义，因此修复方法也很自由，建筑师只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完整修好就行，这叫“艺术性修复”。但这样做的效果，几乎就完全取决于建筑师本人的水平，似乎过于随意了，遂弃之不用。

维奥勒·勒·杜克对“艺术性修复”的理念作了发展，同样是建立在建筑师的自信之上，但需要根据该建筑在鼎盛时期的原形，确定其风格，再延续原建筑师的构思，用类似的手法将被破坏的或者同样风格但本不存在的局部补充完善，修复的是一种建筑的艺术美学特色。

这好似对曹雪芹版《红楼梦》进行补全，要在原作者的写作风格上，进行相当程度的再创作。

于是维奥勒·勒·杜克在修理创伤、补足缺失之余，还加建了一个本来没有而他认为应
该有的尖塔。尖塔本在1787年损毁，勒·杜克先是研究了13世纪的残迹，推导出尖塔的原初形态；又找到损毁的原因，做了结构加强；最后为了和教堂整体具有正确的比例关系，他还将尖塔高度提升13米。

哥特风格的高耸塔尖常被现代人津津乐道，但在当时，被一些建筑师们讥讽为巴黎圣母院“难看的尾巴”。勒·杜克加入的石像鬼、他本人的头像以及另外两位建筑师的雕像，也让圣母院被评价为“国际博览会上的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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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非议，但不可否认，“风格性修复”，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近一百年来欧洲文物建筑保护的指导。

2.

时间流逝，当年的非议之声却越来越大。法国派（风格性修复）实际上是用“创作”代替了“修复”，给古建筑带来了极大伤害——这个观点的音量逐渐加强。

甚至冥冥中鲁迅也持相似的观点，他曾评价说，《四库全书》因清人篡修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破坏了原书的真实性、可靠性，给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误导。“反修复”运动的意思也大致便是：文物建筑承载的各种信息以修复的名义消失殆尽了。

由此，“英国派修复”站了出来。英国人生性保守，尊重传统，在建筑保护和修复上也秉承了这一风格。

英国派的观点对比起法国派简直是另一个极端。英国人罗斯金喷出了最为偏激的唾沫，他在《建筑的七盏明灯》的“记忆之灯”中写，“所谓的修复其实是最糟糕的毁灭方式”。“修复”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就像用死人的骨架做了个人体模型，这甚至是更彻底的毁灭，还不如废墟来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