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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年轻气盛的文学青年成仿吾公然发文批评鲁迅。因为在紧张的斗争中，鲁迅居然还“有闲”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搜集的资料，印为《小说旧闻钞》——这让成仿吾愤愤不平：

“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即有钱阶级。”

有闲就是有钱，有钱就不是无产阶级，也就等于当时的政治不正确。鲁迅对此非常不满，以致于五年后在编自己的杂文集时，干脆就取名《三闲集》，更是在序言里说得明明白白：就是怼你成仿吾的。

在成仿吾看来，有闲阶级之所以可恶，就在于无视劳苦大众的水深火热，一心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寻趣味。殊不知鲁迅虽然常常以金刚怒目状作大声疾呼，骨子里却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文化人，金石纂刻版画音乐都有涉猎多有玩味。而只要是文化人，就几乎没有不喜欢闲暇的，因为人类文化正是闲暇的产物。

鲁迅的老友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专门有一章论闲暇：

“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最有教养的人。以哲学的观点来看，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真正有智慧。”

然而一直以来，闲暇常常都会为下层民众所愤愤不平，他们往往认为上流阶层的闲暇都建立在压榨他们的基础上——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对闲暇本身深恶痛绝，却是典型的双标：上流阶层认为钱很重要，下层民众严重同意；但为什么上流阶层推崇闲暇，下层民众却必欲除之而后快？

因为身处底层的人往往很难明白：闲暇实在是比钱更加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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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闲暇的消失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必然结果。

他说当人类还以采集食物为生的时候，大概每天只需采集3~6个小时就能够养活整个部落了，剩下还有大把时间可以玩。虽然住宿条件不能跟现在比，但闲暇比现代人多得多。

而进入农业社会就变样了。为了固定得到那一口食物，人类要开垦土地照顾小麦喂养牲畜，改成定居生活、辛辛苦苦劳动之余还要时刻防备别人来抢夺。于是随着私有财富的诞生，阶级、分工、监狱、军队和国家一步步随之而生。从此人类要想满足温饱，就必须昼夜不停的劳动。

也就是说，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最大变化，就是闲暇从全民所有，变成了一部分人有、而另一部分人没有。有闲暇的人，一直以来几乎都是贵族阶层，就因为有闲暇，所以才能有时间创造文明。金字塔当然是劳动人民建起来的，但具体怎么建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要建——的问题，却跟整日搬砖的工人关系甚微。

再比如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记承天寺夜游》的短文，向来为人称颂：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虽然仕途倒霉自嘲为闲人，但正是因为投置闲散，他才有充足的时间酝酿他的才思。否则无论他是一个志得意满的高官，还是一个胼手砥足的贫民，一刻不得闲的生活都不会让苏轼千古留名至今被传颂。

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科技发展了文明进步了，人类的闲暇却没有增加。无数人从农场被赶进城市，从挤奶农奴变成纺织工人，依然没有闲暇。但有闲暇的那一些人，却越来越明白闲暇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而言意味着什么。

18世纪，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好朋友思想家席勒就提出了“剩余精力说”。他说剩余精力就是人的所有精力再减去谋生精力之后的东西，而学习、运动、游戏都需要使用剩余精力。没有闲暇用于娱乐和游戏，终日只为谋生而劳碌不休，这不是人类应有的状态。席勒甚至提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