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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的5月29日，地球上海拔最高的一隅，第一次印刻上了人类的足迹。尼泊尔向导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站在珠峰之巅，手里举着一块冰块，而冰块的上面，插着一面随风起舞的旗子。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新西兰著名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

虽然代表人类首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的是新西兰人希拉里，但把希拉里推上世界之巅的，是由亨特上校领导的英国登山探险队。于是在4天后，6月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当天早晨，英国《泰晤士报》向世界独家首发了这条新闻：帝国站在了世界之巅。

这是一项让所有英国人印象深刻，且无与伦比的荣誉。不少英国人在几十年后接受采访，回忆起女王加冕的那一天，都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彼时那条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

这条消息从世界最高峰传到伦敦用了4天时间，并非是《泰晤士报》刻意压着要在女王加冕日搞个大新闻，而是因为在当时，传回这条消息的路途，同样曲折。

待在6700米突击营地的《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斯，在确认登顶成功后，从营地摸黑冒死下山，把电讯交到了当地向导手里，向导在6月1日跑步送到了用自行车发电的电台，通过电台发到了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英国大使馆。最后由大使馆用密电传到伦敦外交部和白金汉宫。

这条电讯的内容是：“雪情很糟”。不用感到莫名其妙，为了电讯不被其他媒体截获，莫里斯用的是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密码，“雪情很糟”代表登顶成功，“风依然是个麻烦”代表登顶失败。活像一部谍战片里的情节。

60年后，年逾古稀的莫里斯回忆当年，依然感慨，赶在女王加冕日宣布帝国站在了世界之巅，这是自己一生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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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峰高山自古就摆在那儿，但人类对登山有意识的爱好，只有短短二百多年的历史而已。虽然我国自古也有不少对时人攀登行为的记载，但此时的登山行为并不是出自于闲情逸致，而是迫不得已。

《汉书》里记载，公元前37年至前32年间，一位名叫杜钦的大将军曾报告了一支武装护卫队在通过当今阿富汗境内的克里克山口和乌鲁拉巴山口时所遭遇的困难。不知道头痛、呕吐、发烧等症状是高原反应所致，索性将所行山口命名为了“人头痛山”和“小头痛山”。

唐朝高僧玄奘和徒弟西行取经，途中爬上了帕米尔高原上的穆苏尔岭，将急性高山病总结为“瘴疬”。

在世界各地，不少神圣的高山是被崇拜的对象，那些人类无法触及的封顶，在不少宗教神话传说里，峰顶常被看作为神灵、恶鬼和怪物的居所，没法攀登不说，也不是用来攀登的。比如冈仁波齐峰被认为是湿婆神的宝座、印度教和佛教膜拜的核心；奥林匹斯山被视作希腊众神的家园；肯尼亚山是基库尤人的精神之所；西奈山是摩西十诫的诞生之处。

1690年，日内瓦的主教开展了一个“致命危险的旅程”，要爬上沙莫尼的冰川，但主要目的，是去驱魔，找到并打败毁坏谷仓的魔鬼。

或许在近代之前，也曾有不少能称之为探险家的人，他们爬上过禁忌的山顶，但没有任何记录留下来。因为认知的不同，攀登险峰还没有被认作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是某种大不敬，是对现有认知基础的破坏：谁敢说，我爬上了奥林匹斯山，但那上面毛都没有？

一直到18世纪，险峻的冰川仍是让人敬而远之的荒蛮之地，纵有万千雄奇风光，但人们始终没有脱离天神造物的迷思，神圣之物，远观就好。等到19世纪地质学的兴起，这种观点才被突然扭转。

大洲大洋的全貌在17、18世纪被人类揭开，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更将人类抛入了无穷大的宇宙与无穷小的原子世界这两座令人惊恐的深渊之间。还不算完，地质学开始摆弄地球的时间轴，地貌形成与变迁的历史，开始逐渐改变了人们想象和看待高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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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5月的一天清晨，瑞士的科学家德·索修尔，在莎莫尼村头贴了一张告示：“凡能登上或提供登上勃朗峰之巅路线者，将以重金奖赏。”告示中的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点，也是西欧的最高点，而莎莫尼村则是靠近勃朗峰的一座小山城，后来被视作现代登山运动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