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8年凭《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2009年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大获成功后，麦家接连写出《风语》和《刀尖》两部谍战作品。那是他最受市场追捧的时候，出版商争相抢夺他的书稿和剧本，有人曾抱着300万现金，只求他在某部剧里当个挂名编剧。《刀尖》之后，麦家却陷入了“迷惘期”，直到八年之后，他交出了这本《人生海海》。他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故乡浙江富阳，还原了童年的生活环境，代入了儿时与父辈相处时的心境，全书围绕着一个身上缠绕着很多谜团的“上校”展开。在《人生海海》起笔之初，麦家曾透露，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写给父亲”的。

麦家 摄影：柴利增

麦家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有过十多年在情报机构工作的经历，这是他创作《解密》等谍战文学的源泉。因为外公的地主成分、父亲的反革命分子身份，麦家在童年时没有朋友，父子关系也异常紧张。但他童年的见闻与对故乡的回忆却成为《人生海海》这部小说的素材，上校的原型也是来源于麦家小时候生产队里的一位老人。

有人说，麦家的成长经历就是他创作的宝库，麦家坦言，具体的日常经历乃至经验对写作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重要的是内心经历、经验。“靠日常经验写作是很危险的，可能写不了两本书就要收摊了。作家总是在写自己，但不是自身，这个‘自己’是个‘大我’，指的是自己的这一代人。”

日常生活中，麦家几乎不看电视剧，电视机是用来看碟的。年轻时看文学书偏多，这些年看历史书偏多。最近他在看《罗马帝国衰亡史》，12大本，三个月都没看完。“现在我们消遣性的阅读过多了，还是要挑战性地去读一点难啃的东西，老不啃牙，只喝汤，久了，牙口就坏了。”

谈创作

无关人心民意的，不想写了

新京报：《人生海海》的故事来源于你童年曾经见到过的一位老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想把这段回忆写成书的？是什么触发了回忆？

麦家：其实不是老人，只有四十来岁。是被我想老的，现在应该八十多。我只在四十多年前的百米之外远远见过他，一面之交都谈不上。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写他，事实上写的也不是他。我写的是故乡，而且也不是真实的故乡。我写的是对一段历史的记忆和理解，故乡不过是个容器，盛的是多年来我们反复在革命中的历史的思考。

新京报：对“故乡”算是有执念吗？也有人从《人生海海》中解读出了你对童年、故乡、父亲的和解。

麦家：我和故乡的关系比较复杂，可能也是我自己搞复杂的。年轻时心气大，追求这种复杂，现在年岁大了，想简单化，就想放下很多东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让你放不下负荷，西西弗一样的。人年轻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自我惩罚，只想惩罚别人，其实惩罚别人也是惩罚自己。如果说记住仇恨是一种力量，那么放下仇恨是更大的力量。我也只有在放下诸多对故乡包括父亲的情绪后，才有力量来写这东西。

新京报：《人生海海》写了五年，在这场漫长的写作中，对你自己而言带来一些什么思考和变化吗？

麦家：五年不是什么标准，不是写得慢就写得好。但五年可能也是个标准，说明我在寻找一些恒定的东西，不是追时髦。我慢慢写，是因为我在接近一些比较陌生甚至是危险的东西，需要我小心、耐心。说句心里话，可能也会被误作大话：写了这么多年，只关名利、无关人心民意的东西不想写了。作家当到这份儿上，应该有一种责任心，至少要对自己的族群有个见识，有个态度。中国这一百年经历得太多，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从自己故乡出发去寻找一些什么。

谈《人生海海》

写的是生命的难堪、悲悯

新京报：“上校”的一生可以看做是大半部中国现代史，其中也包含了历史大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变化，最难写的是哪一部分？

麦家：“上校”是个很特殊的人，经历传奇甚至离奇，生活中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人。怎么样让这么一个离地三尺的“奇人”落地，让他变得“像我们自己抑或朋友”，去承载普通人乃至我们民族的一些痛楚，这是蛮考人的。这样的“奇人”弄不好会飞走，好看，却无关我们痛痒，像武林高手一样。毫无疑问，如果这小说以第三人称写，以线性时间来结构，会更好写。事实上开始我就是这样写的，写了五万字，总觉得他离我们越来越远，看西洋镜似的，看到的太多，想到的却太少，就重新写了。现在的结构，封锁了很多视角，直线变成光芒一样的散开，很难写。

新京报：这本书中有不少关于“性”方面的描写，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