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4日，李少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北京日报》的版面上。当天的《北京日报》二版中心区偏左的位置，有一个“豆腐块”，标题有些耸动——本市上映的第一部“儿童不宜”影片《银蛇谋杀案》。李少红身上的另一个“第一”，是她1995年执导的电影《红粉》，开启了国产片分账模式的先河。而随后拍《雷雨》，更是让她成为国内最早转型拍电视剧的电影导演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影视行业的李少红，是为数不多在电影和电视两个领域皆有建树的导演。不管是电影《血色清晨》《红粉》，还是电视剧《雷雨》《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新红楼梦》，皆有李少红的鲜明烙印。尽管已过耳顺之年，李少红却依然保持着年轻时超乎寻常的精力，自称“影视两栖动物”的她感慨：“能慢慢和这个时代一起发展和进步，我自己收获很大，这几十年也很充实。”

　　一个选择

　　“不当导演我应该是医生”

　　改革开放前，李少红还在南京部队医院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原本准备考医科大学的她，误打误撞学了导演，以致很多年以后她开玩笑说：“如果不当导演，我应该是一名医生。”那时，有个同学递给她一张《人民日报》，报纸的文艺版上有一栏北京电影学院（简称“北电”）的招生广告。这位同学问她：“你妈妈不是学电影的吗？”这让李少红有了学电影的想法，但不管是她自己，还是从事拍电影工作的母亲，都认为她考上北电的可能性极小——几万名考生中仅招收百余人。然而，幸运女神垂青了她。

　　考入北电，李少红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成了同学，其后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第五代导演，他们的成长背景有着抹不去的“文革”十年的时代烙印。特殊的成长背景，造成了他们在导演生涯的前10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着“耿耿于怀”的电影表述——《霸王别姬》《活着》《蓝风筝》乃至《红粉》皆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提及自己形形色色的同学，李少红总是津津乐道，她说陈凯歌永远很文艺，有领袖气质；田壮壮比较实际，经常告诉旁人少看书，因为电影是拍出来的，而不是看出来的。当时，李少红在班上的外号是“女人比男人更凶残”（1967年英国电影名），“我们当时习惯用电影来起外号，当时有人说我比男人还狠，堪比昆汀，后来我确实也拍了《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这样的惊悚片。”

　　事实上，北电在“文革”前已经进行了10年的教学，导演系、美术系、摄影系、录音系都已经比较规范。1978年恢复全国招生后，北电的老师们按照那个年代能给予的最明确、最系统的教学体系进行教学。曾教过李少红的北电教授倪震不无自豪地说，北电沿用的是苏联的教学方法和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是单调了一些，但是保证了剪接的清晰流畅，保证了做电影的基本功。”

　　李少红入读北电的时代，有两门课最受欢迎，一门是周传基的“电影的声音”，一门是倪震的“银幕的造型”。抛开电影技术层面接受的专业教育，她更愿意把自己接受的电影教育，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北电美术系的孔都教授以及中央美院的吴达志教授，在美学方面给予她极大滋养。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则帮助李少红建立起历史观，“李陀告诉我，别光想导演是什么，要把自己缺的知识充实起来，一本本看世界各国的历史，慢慢从纵向和横向了解历史，随后才有历史观和电影理论的结合。”

　　一段阵痛

　　大师情结撞上了商业片时代

　　1982年，李少红走出北京电影学院大门，就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她来到谢铁骊导演身边做了副导演，就像她母亲20年前从北电毕业，马上做了谢铁骊的副导演一样——当年，谢导带着她的母亲拍《早春二月》；这一次她给谢导打下手的则是《包氏父子》。

　　李少红在谢铁骊身边做了3年副导演，因为要生孩子，不得不暂停。等她生完孩子复出时，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电影行业。1988年，时任北影厂厂长的汪洋专门抽调了几位年轻导演，尝试拍摄适合市场的影片，李少红是其中之一。彼时，“商业片”这个词刚被提出，所有人都不清楚。《银蛇谋杀案》是北影厂分配给李少红的，她第一反应“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哭得稀里哗啦，“同学们都拍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盗马贼》这样的文艺片，我的命运却不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