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六乙导演的《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11月28日-12月5日）“自不量力”地上演了。说他“自不量力”，是因为此剧的呈现方式给人一种强烈的“堂吉诃德”感。堂吉诃德你懂的，这位老骑士生活在梦里，以不合时宜的庄敬之心，为子虚乌有的杜尔西内亚四处征战。李六乙也生活在梦里，以不合时宜的庄敬之心，欲将已被当代思想和当代美学颠覆了几十年的哈姆雷特形象，再颠倒过来，重塑那位曾经的“自由的自我艺术家”（黑格尔语）。

　　在当代文艺中，从来“立”比“破”难，“美”比“丑”难，“整合”比“单一”难，“均衡”比“极端”难。或者可以说，前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因举世难寻而被视为“虚假”；后者几乎是必须的——它因遍地皆是而似乎“真实”。后者只取一端，把这一端做成极致，就足以成功。算起来，几乎每年都会看到至少一部或中或西不同版本的《哈姆雷特》，印象中有三个版本最出色，它们都是以“极端”、“颠覆”取胜：

　　卢克·帕西瓦尔的德国塔利亚剧院构作改编版——剧中哈姆雷特苍白虚弱的脑袋从肥胖自私的老王幽灵的肚皮上钻出，形象丑陋歇斯底里，篡位国王克劳狄斯则仪容齐整相貌堂堂，三人均头戴王冠，暗示其地位和灵魂的同质性，以及哈姆雷特父子真正属意之物；

　　奥斯卡·科尔苏诺夫的立陶宛OKT剧团版——整部戏犹如发生在化妆间的屠杀犯罪现场，哈姆雷特手上的血污一点儿不比篡位国王少；

　　托马斯·奥斯特玛雅的德国邵宾纳剧院版——全剧以黑色电影风格、人物形象的黑帮化、哈姆雷特的肥胖和不作为，完成“剧作基本忠于原著”之下的精神颠覆。

　　这些版本都从颠覆哈姆雷特古典完美的贵族形象入手，质疑王子复仇的正义性，追问和呈现权力之罪恶（“王子”地位的原罪），以及人性本身丑陋异化、无能为力的绝境。这是战后欧洲民主思潮渗入莎剧舞台的结果——哈姆雷特扭曲面庞的背后，是一颗政治正确的忏悔之心。

　　莎剧诞生时，是五脏俱全、立体复调的。“莎士比亚作品中一个普遍的基本特质是多元文化性”、“莎氏独特的伟大在于对人物和个性极其变化多端的表现能力”、“莎士比亚的人物容纳多种观点”（哈罗德·布鲁姆语）。

　　但是进入当代之后，莎剧舞台上的人物正在失去这种“多元文化性”，这种“变化多端”和“容纳多种观点”的能力。由于各种政治正确、各种社会思潮的介入，以及艺术对普遍人性的悲观结论，致使每一部当代版的《哈姆雷特》，都只取莎翁原作精神之一维，且只取那些“黑暗”之维，用以呈现人类破碎、丑陋、衰落、绝望的面相，简言之，呈现“人的危机”。

　　当颠覆日久，就到了一个追问的时刻：还要继续颠覆下去吗？还要只揭示莎翁的一个边角吗？我们何时回归他的整体，在一个更大的视域里，呈现“人”的更丰富的可能性，和人类更复杂深远的境遇？“大写的人”、“高贵的人”，应被判处永久的死刑，还是应在这荆榛遍地的时代复活和归来？

　　“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我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

　　这是哈姆雷特的一句至关重要的台词。可以说李六乙版的舞台呈现，是围绕这句话进行的。我更喜欢用“李六乙的舞台写作”来形容他的艺术实践——李六乙的剧场作品，带有极强的作者性，极强的写作性。作家的写作语汇是文字，导演李六乙的写作语汇则是舞台所能提供的所有要素——剧作、表演、舞美、灯光、音乐、服装、造型。他调动所有这些要素，锤炼、编织、晕染、组合，描摹他的心像，书写他的诗章，传递他的观点，谱写他的交响乐。每个要素不能剥离其他要素而存在，它们彼此交融共生，形成一个精致微妙、回味悠长的织体。

　　李六乙不采用容易取得观众共鸣的排演路线：比如给名著设置一个炫酷的当代故事情境，写实化舞美，体验派表演，等等。相反，从“古希腊悲剧三部曲”开始，他即采用超时空的极简美学和仪式化表演，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导演铃木忠志一脉相承——舞台的极简和象征，表演的反生活化。但又不止于此。在《哈姆雷特》中，他的演员表演融合了“体验”和“表现”，在仪式化之外呈现细微自然的情感表达。在没有任何生活细节的舞台上，这种细微自然如琴弦的轻轻拨弄，平添微妙颤动的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