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未成年安全上网这件事，比我们认为的要更复杂

晚上六点，爸妈随时会推门进来。关上电视，收起小霸王红白机，冰箱里拿出毛巾搭在电视上，摆好文具作业本，找出一个很乖的笑容……

孩子和家长的斗智斗勇，每代人都会经历，金庸琼瑶小说、小霸王红白机、《魔兽世界》……较量过程里，原本的孩子成了家长，小说也变成了手机，而保护未成年的参与者，也从家长扩展到监管部门、社会和科技公司。

近日，第七届北大-斯坦福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上，专门讨论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互联网没有国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也是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圆桌上请来了英国、美国、韩国和中国的代表，分享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互为镜鉴。

1.

Stephen Balkam是美国家庭网络安全研究所创始人和CEO，主要工作便是研究互联网上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色情、暴力内容和游戏成瘾问题等，并研究怎么解决这些风险，以削弱这些风险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

但在实践当中，他发现比起令行禁止更重要的，是寻找平衡。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一个单一组织或者机构所能做到的事情。它需要立法机构指定法律，需要执法机构执行法规，需要有人教育家长和孩子去了解法规，同时需要科技公司提供更多有益的内容和技术，来促进整个网络和技术生态的进步。

“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文化，我们需要文化上有一个转移，我们称之为文化上的在线的责任。”Stephen Balkam说，这说明因为技术手段的进步，未成年网络保护面临的挑战也更加复杂。

挑战首先来自技术的进步。过去，家长想要知道孩子玩没玩游戏，只需要摸摸电视显示器温度，想要知道孩子浏览了什么网页，只需要在电脑里装一个监控软件。如今，移动互联网普及，孩子几乎人手一部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接入互联网，家长不可能做到及时监控。

亲子关系的变化也带来新的挑战，原本差序格局下的亲子关系正向团体格局转变，家长不再是说一不二的权威人物，而是需要和孩子平等交流和沟通，上一代人硬性控制的思路，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社会。

腾讯研究院副院长杨乐将其称之为“后喻时代”，这一代家长还是孩子的时候，依然是长辈教育晚辈，进入后喻时代，反而是年轻人要更多的教育他们的父母，“这也就导致传统的威权式的教育结构被冲击，因此留守儿童就成了各种矛盾激烈爆发的焦点。”

而且，立法和执法之间存在偏差。《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不能卖烟酒给未成年人，但真正落实这一规定的商家寥寥无几。如果真实的物理世界都是这样的话，把这样一种情形放到网络空间当中，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将这一情况称为“象征性的治理”，“它有很多的规则，有很多的宣告，但是这些规则、这些文字落实的情况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而象征性治理又会导致“运动式执法”，“比如说出现某些相关的事件，特别是媒体通过报道一些比如说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出现悲剧性事件的时候，监管部门又会采取这样一种运动式的执法形式。运动式执法背后是一种法律问题的政治化。”

这些背景下，未成年网络保护可能是当下社会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敏感而聪明的孩子、权威正被消解的家长、万亿市值的公司……所有能决定社会走向的力量，都汇集在这个议题之下，这也意味着，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广泛参与，协同治理。

2.

韩国电竞发达，游戏发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也起步更早。

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Chang Geun Young觉得，网络游戏不是一件坏事，最起码不危险，“玩游戏跟踢足球是不一样的，踢足球你可能身体会受伤，玩游戏你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你再怎么玩都不会受伤，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游戏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成瘾，所以，在韩国的立法执法实践当中，“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长”是一切的重心。在韩国，未成年人想玩一些有潜在危险的游戏，需要成年人陪伴，而且，午夜12点到早上6点不允许未成年人玩游戏。同时，为了让父母更了解孩子，相关部门也会对父母开展一些教育活动，让他们了解游戏。

限制游戏时间，呼吁家长陪伴，这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原则，不论中国还是欧美地区，尽管具体方式略有差异，但始终遵循的都是这样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