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兄弟”绝对算得上2018年的现象级，一曲《讲真的》截至目前在抖音上斩获了886万个点赞，80万次转发，其主唱刘宇宁也因此一唱成名，“养活”了整条丹东老街。

数天之前，《歌手2019》（以下简称《歌手》）官宣刘宇宁以1467482的高票当选第七季第一轮全民举荐踢馆歌手。从“网生”到顶级主流舞台垂青，刘宇宁迎来了歌手生涯的荣耀时刻。

然而，剧情随即反转——《歌手》官宣后，网络上的质疑声接踵而至，网友的“攻击”看起来有理有据：搬出刘宇宁粉丝的“碰瓷”先例、郑钧说的“排行榜上都是屎”、吴亦凡名动中外的粉丝刷榜，极端一点的说他“败坏乐坛”，收敛一点的评价其“唱歌可以，上歌手不行”，凑热闹的要看“神仙打架变神仙虐菜”。

走红以来顺风顺水的刘宇宁大概没有遭受过如此大规模的网络群嘲，录制完《歌手》7小时后，刘宇宁发长文致歉，称“一夜未睡”、“请所有不开心的人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刘宇宁一例折射的是网生艺人当下面临的困境：他们之中不乏满身才华之辈，甚至当初的窜红，多半也是一身才气外露，引来全民转发点赞。然而矛盾的是，这些网生艺人声名鹊起后，却一直游走在网络之上、主流之外的狭仄地带，如若走入主流，便会受到“到了不该到的地方” 、“肖想了不该想的东西”的质疑，面对的，是观众和网友早已预备好的群嘲。从那一刻起，他们曾倚仗的“民间支持”，便走到了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网生艺人”诞生，历史遗留“雷点”

在大众语境中，“网生艺人”与“网红”概念雷同、难以区分。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网生艺人”属于“网红”的一种，但却与靠博眼球出位，满足网友一时审美、深丑、猎奇心理的网红；雪梨、张大奕般开店卖衣服的淘宝网红；papi酱般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KOL式网红并不相同。所谓“网生艺人”，最鲜明的特点是有一技傍身，并以此走红。

早期的网生艺人以网络歌手为代表。互联网发展的浪潮使得音乐脱离了实体磁带和CD的桎梏，进入到网络聊天室、论坛贴吧、播客和视频等新型宣发阵地中，一批网络歌手借着免费、开放的早期红利迅速窜红，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雪村、《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两只蝴蝶》《你是我的玫瑰花》《兄弟抱一下》的庞龙、《那一夜》的谢军、《白狐》的陈瑞、《求佛》的誓言、《香水有毒》的胡杨林……均是2001-2010年间走红的网络歌手样本。

这期间，内地流行音乐被港台碾压，五环内的白领文青们听陈奕迅、王菲，年轻一辈听周杰伦、蔡依林，老一点儿的听罗大佑、李宗盛。五环之外，网络歌手们守住了彩铃市场，让内地乐坛不至于那么“窘迫”。而随着免费音乐时代的逐步终止，网络歌手们慢慢淡出大众视线。

笔者认为，网络歌手为如今网生艺人的发展埋下了两个雷点：其一，因自身水准有限和对早期互联网受众的刻意迎合，网络作品与俗、口水化、无内涵划上了等号，让网友形成了刻板印象；其二，网络歌手缺乏专业团队的包装和炒作，职业生命力往往局限在音乐领域、与作品生命力挂钩，“昙花一现”由此成为大众对网生艺人的预设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对网络歌手最早、最猛烈的攻击并非来自普罗大众，而来自“专业人士”。

彩铃可以说是最早期的线上音乐付费，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彩铃业务的收入为25亿元、2006年为67亿元，而据网络消息，《等一分钟》《狼爱上羊》《秋天不回来》等歌曲彩铃业务收入均破1亿，《老鼠爱大米》单月彩铃下载量达600万次，创下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花费真金白银的普通用户显然不会有网络歌曲“低俗”的自知，“专业人士”却炮火猛烈。同样参加本季《歌手》的杨坤，早在2006年就将网络歌手类比“牛鬼蛇神”，称其没有质量、让内地音乐倒退15年、残害下一代。歌手陈琳则评价“完全没有编剧、制作，只适合放在网上，由大家免费下载来听”。200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艺术报社联合众多乐坛知名人士召开“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的座谈会，《狼爱上羊》《那一夜》等均成为会上“批斗”的对象。

唱火了《伤不起》《QQ爱》的王麟形容包括自己在内的网络歌手群体“是百度MP3、中国移动彩铃等互联网产品下的产物，直接面向大众，要多通俗有多通俗，会被部分人厌恶甚至攻击，尤其是音乐人和媒体人，因为我们没经过他们的把关直接面向大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