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网约车司机冯安看来，现在，两种人还在跑网约车，一种是没什么职业的年轻小伙子，家里给买个车就跑网约车，反正也不指望挣多少钱，第二种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过五旬的冯安头发油腻、蓬乱，他表示今年过年不回老家，因为“划不来”。

年关将近，北京地铁人流慢慢稀疏，“外地人”吹起返乡号角。不过，仍有一群人像冯安这般穿行在北京的纷繁复杂、交织绵密的街头，每天与我们相遇、然后分离。我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辨不清面容、口音，却有着统一的名字——网约车司机。

虽有同一身份，他们却有不同的过往及未来——街头“游荡者”、曾经的小生意人、归乡的游子。手操方向盘，通过网约车，他们与脚下这座城市、形形色色的乘客，发生或深或浅的联结。明天过后，他们当中或回到异乡，或另谋它业，甚至永远离开这座已分不清异乡还是故乡的城市。

异乡或故乡

北京城市化进程下，原本身份各异的人，涌向网约车司机这一行业。

在客居北京的第二十个年头，谷俊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我以前在八里桥市场卖办公家具，做了17年。”1999年，承德人谷俊来到北京，世纪之交的生气感染着他，“大街小巷，做买做卖的，有个热闹劲，有那种氛围”。

谷俊口中的八里桥市场建成于1998年，有“京东第一大批发市场”之称。在北京一轮轮城市改造中，八里桥市场于2017年拆迁。

拆迁后，原先八里桥的一帮熟人，“有开滴滴的、有回家的，干啥的都有吧，都不行。”谷俊则在朋友介绍下，找到与滴滴有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于2018年9月正式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

独自一人住在通州的出租屋，老伴则在家带孙子，“以前一家人都在通州，但孙子要上一年级，河北户口成了问题。”

一呆20年，某种程度上，先前，北京已成为谷俊的“故乡”。不过，八里桥市场拆迁、孙子返家上学，让他认清了自己的身份。现在的他，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在北京城市改造、产业外迁的背景下，选择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的，还有苏鲁。

“我以前跑货车，往市里拉货。”从2017年开始，苏鲁先前服务的厂房大批迁出北京，相对应的“活儿就少了”，而苏鲁的“金杯车”属于“中不溜的”，所以“活儿不好找”。由此，开小车，似乎成为苏鲁的自然选择。2018年3月15日，他租借了朋友的车，正式以滴滴司机身份拉活儿。每天清晨6点多，从通州出发赶早高峰。“跑车的基上都住在外头，住市里一间房得多少钱？”

与谷俊、苏鲁不同，90后李果开起网约车，颇有些城市“游荡者”意味。高中辍学后，老家涿州的李果进过厂房、上过工地、卖过汽车，就在10来天前，在北京开起网约车，因为汽车不好卖了。

先前在房山卖车时，李果租了一套两居室房子，开网约车后，连租房都省了，因为居无定所，有时候睡车上，有时候跑哪儿算哪儿，就住旅馆。如果恰好跑到昌平，他就去两个姑姑家睡。

终日在六环内跑车，李果熟悉道路的拥堵与畅通、运力多寡，不过聊起主城区的物价、房租等信息时，李果的判断力不灵了，他可以确定的是开网约车比以前上班要累，“辛苦多了”。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刘浪，无疑是网约车司机中的另类。白色奔驰C级轿车、450多个订单，开网约车对刘浪更像是“玩票”。

自10年前赴日本求学以来，东京而非北京构成了刘浪的日常生活空间。“我一般一年就回来住个10来天。”对于北京，刘浪已“适应不了”。因此，不爱看电视的他，选择开网约车的方式来重新熟悉这座本应称之为故乡的城市。

成为网约车司机，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更是北京城市化进程下，个人的主观选择。它关乎生存，也牵涉生活。对他们而言，开网约车或许意味着过往身份的逐渐消解，或许事关旧日记忆的重新寻回，更牵涉对这座城市的感受。

泪水与收益

“我今儿早呢，从夜里2点一直跑到现在。”孙兵嘿嘿一笑。接近晚上8点，孙兵离开顺义的出租屋已18个小时，即便如此，孙兵对网约车“干10小时，休息6小时”的平台规则还是略有不满，“最起码给12个小时啊”。

开滴滴才三月，孙兵已摸到“诀窍”。他最喜欢驰骋在凌晨的高速，“爽”“刷刷地跑”“只要别去回龙观”，因为回程往往空载。临近年关，网约车平台也开始多出一些奖励。孙兵坦言，“这几天跑合适，每一单加5元，平时纯的就拉个3、4百元。”这样算来，似乎轻轻松松破万元。不过，在北京跑车还涉及限号。“昨天车限号，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