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3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接受了六家英国媒体的采访，坦率、直接地和英国媒体进行了沟通，谈论了诸多媒体关心的热点话题。要点和实录如下：

1、PC Pro 记者：华为如何去把不同的研发活动进行分开？无线通信的基础研究以及面向客户以客户需求为主导的特性开发方面，华为如何进行划分和进行投入上面的平衡？徐直军2、PC Pro 记者：审视周期一般多长？徐直军3、Computer World 记者：5G历史上有没有那么一个灵感突现的时间点？说这是一个有战略性的东西要作为核心战略。比如您刚才提到09年，当时这个技术还不不存在，但是预测未来若干年之后会成为重要的技术或者市场机会？徐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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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为构筑了一个既跟业界相似又有不同的研发投资管理体系。整个研发流程和管理体系叫IPD，是1998年引入IBM做的咨询并构建的。整个流程和管理体系既有对面向未来的投资（主要是研究和创新），又有基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投资，以及怎么把产品做出来的工程能力和技术投资。这三方面的投资在每年研发的投资预算中是分开的，各自投资范围内由各自的团队做决策。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特性开发投资预算的决策机构叫做IRB、IPMT，面向未来的研究创新技术决策机构叫ITMT。他们决策做什么、不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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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是按照月或者按照季度审视的，而是基于每个产品开发进程中到了某个时间、某个阶段进行审视。

面向未来的研究、创新，包括产生专利的投资决策机构叫ITMT。历史上研究与创新的预算占总研发预算10%，这些年逐步提升接近了20%，未来希望能达到30%。我们有专门的团队、预算、决策机制去面向未来，这里面会产生大量的专利。还有大量的团队和相应的决策机制开发产品满足客户需求。

例如，5G是2009年直接由ITMT决策做研究。当时我们在英国宣布投资6亿美金做5G的研究。5G研究走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基于研究成果，5G产品的开发三年前就启动了，这是由IRB和IPMT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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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日电讯报记者：您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到中国的技术公司在5G方面发挥作用表述的回应是？像德国、法国表示不会跟随美国的态度排除中国的公司，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这场辩论中已经获胜？：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移动通信产业是有规律的，2G以后肯定有3G、4G、5G。5G以后考虑是6G。当4G产品出来以后，从研究角度来讲肯定是去研究5G。

5G不是一个技术，而是一个概念，是“代”的意思。4G已经研究结束了，要去寻找研究下一代的技术，5G是这些适合的技术集合。

2019年，5G的研究基本上结束了，研究团队就在思考未来无线的技术怎么发展？6G将要有哪些技术？要去做研究、创造。我认为，在2028-2030年左右，6G就会像现在5G这么热闹，这是我们产业的规律，不做5G在这个产业上就没有未来。

每一次的技术升级，都会有一些企业跟不上，也有一些企业会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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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直军：有没有获胜我无法做评论。我看到蓬佩奥在匈牙利的发言，也看到了他在波兰的发言，当然看到的是中文版本。我认为，蓬佩奥先生的言论进一步表明这是美国政府对华为发起的有组织、有策划的一次地缘政治行动，是用一个国家机器针对我们这样一个弱小的，连芝麻都不如的企业。

华为有三十年历史，服务于170多个国家，30亿人口。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服务的30亿人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我们一直在想，大家也都在问，他们一直这样针对华为究竟是出于网络安全考虑还是有其他动机？他们真的在考虑其他国家人民的网络安全、隐私保护还是有其他的企图？

也有人说他们是为中美贸易谈判找筹码，也有人说由于这些国家大规模用了华为的设备使得美国相关机构获取这些国家信息时存在困难，或者监听这些国家的相关机构和领导人不方便了。

全世界70多亿人还是有智慧的，大家应该能够从中看到各种可能。

5、金融时报记者：您之前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提到，觉得网络安全一部分是政治问题，一部分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您觉得网络安全是政治性问题的话，美国政府有自己的政治性目的，未来过五年、过十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您认为会有两种分开的网络世界、两种分开的技术体系吗？一方面是中国、一方面是美国。

我不能代表《金融时报》，但我个人很同意您的看法（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但是在技术上可能不可行。

徐直军：网络安全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专业问题。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工程师们都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华为也在跟各国政府以及产业界共同推动相关标准的构建，基于标准来衡量产品是否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