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建章、黄文政

近期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双方综合国力的竞争，这背后是科技创新力、经济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之争，归根结底则是人口和经济的规模之争。维持中国在人口规模上的压倒性优势，是这场关乎国运的长期竞争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历史上强国更替人多者胜

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在过去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反复印证着上述规律。

在16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西欧的中小型国家，因开启大洋贸易而成为世界性强国。新大陆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亚洲利润丰厚的市场，促使这些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最先受益者。

到18世纪初，英国凭借更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确立了海上霸权。受益于印度和中国等广大市场，英国成为全球最富裕和最先进的国家。英国的人口规模超过葡萄牙、西班牙和和荷兰，拥有更多的科学家，企业家和工匠。这是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工业革命发祥于英国，但很快延伸到欧洲大陆。法国人口曾长期居欧洲首位，其首都巴黎一度是欧洲经济和文化中心。但频繁的革命和战争及动荡的政局，让法国逐渐丧失人口优势。相比之下，德国在统一之后，人口数量很快超过英法，开始享受规模优势，成为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

德国短暂的领先，很快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二战期间，德国低估了人口更多的苏联而被击败。当人口庞大、经济规模更大的美国加入战争，德国败局已定。进入20世纪后，美国凭借其在西方世界人口和经济规模遥遥领先的优势，成为超级大国，将曾经领先的英德等国远远甩在身后。

冷战时期，虽然在制度上不如美国，但当年人口略多的苏联却可与美国全方位争锋，并在航天等领域一度领先。不过，当计划经济的弊病逐步显现，中国等人口大国开始改革，并转而向西方开放并逐步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时，苏联阵营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与西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顿，各种危机恶化，最终走向解体。

综上所述，即便小国在短期内幸运地实现了科学技术或组织形式的新突破，但长期来看，技术和组织创新会在更大的国家得到更充分的应用。一旦大国掌握了这种技术和组织创新，发挥出其人口规模优势，就能在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压倒的优势，成为领先的大国。

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人口规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千万人口规模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人口规模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人口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会被边缘化。

人工智能时代人口大国更具竞争优势

在农耕时代，人口多一倍可能意味着国力强一倍，毕竟一般人的活动范围较小，人数增加不会显著提升社会复杂度。但在信息时代，当经济达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往往导致国力增强好几倍。因为通讯和交通的便利，降低了个体之间直接进行交流和来往的成本。所以人越多，交流和来往会增长得越快，导致社会复杂度相比人口规模增加出现了成倍放大，更加凸显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

这种人口规模效应，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更加明显。因为这些行业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但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仰仗其市场规模承受巨额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庞大人才资源形成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从而在新兴领域率先实现产业化，然后将商业模式迅速复制到其他国家。

世界著名高科技产业区：美国硅谷

美国过去就是利用了全球最大的市场规模，成为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中心。与之相比，尽管日本、德国也有高素质的人口和先进的制造业，但受限于人口规模，在附加值最高的新兴产业还是无法抗衡规模大几倍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