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北京雾霾，小微没有出现在与记者约定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部，而是在急诊门口焦急地等待医生叫号。她的丈夫刘青2017年被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2018年8月底血小板植活后，肺部一直有感染，高烧不断。2月24日早上又突发高烧。

与记者相约的前一晚，小微觉得丈夫恢复得不错，认为自己一个月后就能回家看4岁的儿子了。刘青诊断出白血病时，这对夫妻刚结婚3年，仅治疗一周后，就花光了为儿子准备上幼儿园的3万元钱，现在已经花了200多万元了，基本都是借来的。

为了筹钱，小微之前使用过一次水滴筹，但发布几天后，筹款金额就停止增长，最后筹得11万元，而刘青在移植仓里的一次大出血就曾耗费10万元。水滴筹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其已经为超过几十万的大病患者提供了免费筹款服务，累计筹款金额超过120亿元，平均每位患者约获得几万元。

不过，很多人没有达到平均数。2018年底，娜娜为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女儿在水滴筹上发起30万元的筹款，但距离筹款30天有效期结束仅剩4天时，她仅仅收到6140元捐款。

2月26日，娜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水滴筹初衷是好的，但有人把他们的名声搞坏了，如有些经济能力不差的人也筹钱。

一直以来，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等都遭遇过骗捐事件，甚至还有平台携款逃跑的事，而且对于捐款的去向也没有公开的追溯渠道。“对于水滴筹这样的互联网募捐平台，无论是监督还是推广机制，都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目前，这些平台仅能够补充医疗基金缺口，在募捐数额上不能与红十字会等慈善募捐组织相比。”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当下互联网捐助游离在慈善法之外，资金去向等不受监管。

朋友圈的力量

见到小微时，她正在内科门诊室门口等待叫号，穿着黑色羽绒服，戴着口罩，眼神焦急。内科诊室门口空间狭小，刘青暂时乘轮椅坐在大厅里，距离刘青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过去一年，但他依然瘦得皮包骨头。因为免疫力较常人低下，刘青戴着厚厚的口罩，灰色的毛线帽子也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

采访前一天，小微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约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部的一楼大厅碰面，之所以不在他们的出租屋见面，小微说，不想让丈夫听到钱的事情，怕他担心。

谈到使用水滴筹的经历，小微感觉很不好意思。“链接我只转发了一次，我丈夫也是。我们没有整天刷屏，因为基本上我朋友圈里的人都去山西的医院亲自看过，也给过钱。后来知道我们要来北京，就又给了一次。如果一直转发，实际上还是在和他们要钱，我们张不开嘴了。”

小微说，她是从微信朋友圈里接触到水滴筹的。刘青的主治医生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后，建议我们公众筹款，当时正好看到一个家里孩子得了白血病的朋友使用水滴筹，所以一边捐钱，一边就点开了页面上的“我要筹钱”链接。

在水滴筹申请大病筹款的页面上，小微写道：“我丈夫因为身体不适去山西大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医生让我先准备50万元，才能保证治疗不会中断。这个数字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因为着急用钱，从发布到提现，小微只用了一周时间，期间共有3505次捐款，筹集112353元。从水滴筹上显示的提现申请来看，筹款所得主要用于第二阶段细胞增长的治疗。

而现实花费远不止这些。2018年2月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后，刘青一直住院治疗，直到近日才出院，为了照顾刘青，小微2017年辞职了。现在住在医院附近的出租屋里，因刘青是病人，他们不能和别人合租，只能租下医院附近的一个两居室，每月租金7850元，还有日常医疗、护理费用。目前费用已经超过200万元。

筹来的11万杯水车薪。目前，山西省医保年度最高报销额为60万元，加上水滴筹的11万元，如果按200万花费计算，小微还需承担至少129万元。“自从过了200万，我就不怎么记账了，为了不心疼钱，索性就不记了，但我们还是很感激水滴筹和亲戚朋友。”小微说。

不少重疾患者的家庭将水滴筹等当做救命稻草。在微博搜索“水滴筹”关键词，按照实时排序，每隔几分钟就可以刷出一条新的筹款微博。为增大曝光量，还有用户刷屏式转发。目前，微博上水滴筹这一话题阅读量为3.8亿，讨论数达139.9万。

王莹说，水滴筹、轻松筹等互联网筹款平台都是依靠朋友圈的力量，他们所在的平台不能做推广。“水滴筹是熟人机制，筹款者在转发过程中增加曝光。同时也是一个监督机制，基于社交网络的传播能在很大程度上杜绝虚假筹款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