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些悲天悯人的“深度好文”作者眼里，人类是多么脆弱啊，轻易就会被毁灭。按这些人的逻辑，人类已经被毁灭无数次了，被文字毁了，被电报毁了，被报纸毁了，被电视毁了，被互联网毁了，被微博毁了，被抖音毁了。“毁掉”这词在这些人嘴里像儿戏，张口就来。

最近在看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的代表作《软利器》，谈信息革命中媒介的进化。从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能闻出莱文森身上的味道，一个坚定的媒介进化乐观主义者，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社会对新媒介新技术的习惯性偏见。作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继承者，他引用了麦氏经典的“后视镜理论”来反击偏见：现代人总是站在后视镜中看一种新技术新媒介，看不到前面的新环境，总认为旧媒介比新媒介更合法，把新媒介说得一无是处。

有意思的是，掩卷沉思点开朋友圈时，一篇文章映入我的眼帘，标题很惊悚：抖音是如何毁掉我们的――后面还加个括号，深度好文。印象中，这是篇旧文，隔段时间就会到朋友圈蹭一把抖音的热度，制造一轮家长焦虑，收割一波傻白甜流量。如标题所言，文章以激烈的道学口吻把抖音批得体无完肤：火爆是它的错，娱乐是它的错，没耐心读书是它的错，不思考是它的错，赚钱是它的错，乐在其中是它的错。最后扣了个可怕的罪名，毒品软件。

文章的棍棒逻辑和咪蒙式修辞（毁、毒、死、杀）让我一乐，这不正是莱文森所批评的那种“后视镜”式偏见和眼盲吗？读史能让人明智，这话一点都不错，光看这种所谓“深度好文”，你甚至会觉得这种批判饱含对人类命运、精神世界的关怀和忧虑，可读了莱文森在《软利器》中所写的“新媒介新技术被批判史”，看到以往每一个新媒介新技术在出现之初在“后视镜”魔咒中所承受的那些骂名，你就会明白这种文章的扯淡、肤浅和无知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莱文森告诉我们，每一种新媒介新技术刚出现的时候，都曾受到过类似“毁掉我们”“杀死思想”“娱乐至死”的严重指控。当然，那些曾被激烈批评的媒介和技术，不仅没毁掉人类，反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延伸着人们的肢体，那些危言耸听的“毁灭论”在历史的后视镜中成为后人笑料。

苏格拉底是口头传播时代的精英，面对文字传播的出现，这位智者忧心忡忡地说，文字传播不利于对话，对文字传播的依赖将毁掉人们的记忆力。――历史很快打了苏老师的脸，如果不是柏拉图《斐德罗篇》的文字记载，历史根本不会记住苏老师讲过什么。媒介进化的车往前开，而有些人只爱看后视镜，文字处理技术出现时，戈尔•维达尔绝望地说：文字处理正在毁灭文学。――后视镜的视野使他坚持认为“汗流浃背地在纸上书写才有利于产生优秀的作品”。摄影术出现以后，德拉罗什也悲壮宣告“绘画死了”。

米切尔•斯蒂芬斯在《新闻的历史》同样记载过这种后视镜式认知，1854年电报出现后，众多拥趸热情赞扬它能将“人类威严的声音传遍世界各地”，而同年出版了《瓦尔登湖》的梭罗却以不屑的口吻说：我们急于在大西洋底下铺设隧道，好让旧大陆的消息提前几周到达新大陆，但第一条传到美国人耳朵里的消息，可能是阿德莱德皇后得了百日咳。20世纪初，威廉•麦基维把电影描绘成“培养罪犯的学校”。20世纪70年代初，芒福德激烈地批评技术与电视，他们认为，电视的即时性相当于洗脑的工具，一种剥夺感觉的形式，使人失去方向，感到迷惘。芒福德甚至认为计算机是最嗜血的先锋之一，其吮血的对象是书籍，电脑把一切人类经验简约为当代人经验和此刻的经验，这种短暂的记录会抹掉自己的痕迹。

够了，不用再引述了。估计这些思考都被当时一些人当成过“深度好文”，也像今天的《抖音是如何毁掉我们的》一样在当时的朋友圈收过人们的智商税。现在看就会明白，基本都是扯淡。在这些悲天悯人的“深度好文”作者眼里，人类是多么脆弱啊，轻易就会被毁灭。按这些人的逻辑，人类已经被毁灭无数次了，被文字毁了，被电报毁了，被报纸毁了，被电视毁了，被互联网毁了，被微博毁了，被抖音毁了。“毁掉”这词在这些人嘴里像儿戏，张口就来。

我是一个传统媒体人，也是传统内容的坚守捍卫者，甚至觉得新媒体应向传统转型，但我从没有认为新旧媒体存在对抗关系，新媒介有什么原罪。我喜欢莱文森描述媒介演化时所用的比喻，他认为媒介的演化史就是一个官能的补救史，就像窗帘对窗户的补救：墙壁是最原始的媒介，古人为了透光透风，墙上少砌一块石头；但雨雪和寒冷乘机而入，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为补救，窗户应运而生。――既让人看到外面景观，又温暖安全。但又产生了新问题，窗户容易让外人向室内偷窥。结果，窗帘出现了，窗帘就是窗户的补救性媒介。媒介的演化，从莎草纸到今天的短视频，经历了同样的补救性演化，人的肢体在媒介的演化中不断延伸，电子文本的补救性媒介作用，解决了苏格拉底指责的文字没有互动性的缺点。短视频传播，不是对文字、书籍和严肃思考的取代，而是一种官能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