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褚时健去世了，享年91岁。

2019年3月5日13点20分，刚刚过完91岁生日（生于1928年1月23日）的褚时健在云南玉溪病逝。褚时健之子褚一斌在朋友圈里证实了这一消息。

从红塔集团到褚橙，经商，是一个贯穿褚时健的一生的动作。借用褚老自传里的一句话——“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从红糖厂到卷烟厂

褚时健的经商天赋，在他最初经营红糖厂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1963年，褚时健被发放到西双版纳的曼蚌糖厂(后为戛洒糖厂)——一个连年亏损，发不起职工工资，每年都需要靠财政补贴才能勉强维持运营的工厂。

上任后的褚时健做了这些事：改进了工厂的设备，把榨糖机的滚筒从3个增加到9个，用新的蒸汽锅代替原来的老锅来煮红糖，大大降低燃料的用量；改糖厂制度为按劳取酬，即生产的红糖越多工资越高，从而极大的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

只用了一年时间，褚时健让红糖厂转亏为盈。

1979年，成绩突出的褚时健被调往卷烟厂，褚时健的烟草人生也由此开启。眼前是似曾相识的场景——褚时健上任之时，烟厂生产出来的30万箱香烟，有6万多箱都积压在仓库里无法倾销。褚时健自己曾这样形容当时的卷烟厂：员工软、散、懒；车间跑、冒、滴、露。

照旧，从工作激励、技术改进、原料保证等几个方面入手，褚时健对烟厂进行了一系列革新。

恰逢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谁要拿下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褚时健听说，当即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他们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80年代中期玉溪烟厂由此在全国崛起，一代“烟草大王”也就此诞生。

“妥协”于功过人生

玉溪是褚时健的高光时刻。不过，如果就此打住，褚时健的人生或许还谈不上传奇，更谈不上“妥协”与“不安分”。

1995年2月，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同年，褚时健女儿褚映红在看守所自杀，妻子两年后才知噩耗。1996年褚时健被正式调查，关押进南京看守所。

褚时健的人生似乎脱了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不过就是彼时。

1998年1月，褚时健案得到公告：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当时，褚时健是这样坦白的：“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公开资料显示，褚时健在经营红塔期间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超1400亿，但他个人总收入只不过百万。同时，当时国企领导人收入偏低。有人计算过，褚时健所领导的卷烟厂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他自己只能拿1块钱回报。

社会上有人为褚时健开脱，认为功应抵过：褚时健主管玉溪的十几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品牌价值398亿元，解决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并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有人铁面无私：不管褚时健有着怎样的贡献，都不该贪污公款。

就这样，传奇和矛盾于一身的褚时健在商界、民间的争议从未断过。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就曾这样写道：“‘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在吴晓波看来，1995年至1997年，褚时健案发的时间点，正好处在国企改革转制的时间交叉点，当时原有的靠承包制和自主权落实的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怎么能在企业经营中体现企业家的价值，是当时讨论最激烈的话题。这顺势推动了整个中国企业产权化的改革。

而这也是褚时健案的戏剧性所在。

一纸宣判，褚时健妥协于功过评说。

后来，褚时健不太愿回忆过去的事情。《中国企业家》在文章《暮年褚时健》中提到，“我今年77岁了，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褚时健如是说，他的声音不高，语速缓慢，不时擦去眼角的泪水——风沙眼。

耄耋之年的“不安分”

中企还在去年年底的文章《褚时健：一句顶一万句》中写到，褚时健给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是特别善于妥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