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法医科学家、统计学家和工程师一直致力于将犯罪勘测的法医技术置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随着技术和标准的发展，一些经典的技术已经失宠。本文作者STEVEN MELENDEZ，原文标题Beyond CSI: How big data is reshaping the world of forensics。

当你在电视前观看警匪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在犯罪现场取证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警察和法医们可以通过指纹、子弹和玻璃碎片轻而易举地找到蛛丝马迹，然后聪明的调查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从中找出谁是罪魁祸首。

同时，200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医科学的报告称，这类技术在帮助抓捕罪犯和确保无辜者不被冤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报告称：“在过去20年里，法医学领域的一些进步，尤其是DNA技术的使用，证明了法医学在帮助执法部门识别罪犯方面的巨大额外潜力。许多可能尚未破案的案件现在在法医的帮助下也有可能得到解决。”

不过你也不要太激动，根据撰写这份报告的科学和法律专家委员会的说法，并非所有法医领域的学科都那么神乎其神，因为一些技术明显缺乏同行评议和研究。报告发现，许多证据都没有经过彻底的测试，以了解不同样本的证据被错误发现匹配的可能性，同时，司法系统也严重依赖于个别专家的意见，而这些专家并非都受过同等程度的培训或能保证绝对正确。

“10年前的那份报告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国家层面激发了人们的兴趣，促使人们开始从事法医科学中需要进行的那种基础性研究，”Innocence Project的法医学政策高级顾问Sarah Chu表示。

在该报告发布后的大约10年时间里，学者、法医工作者和司法系统一直在努力为有助于判定有罪或无罪的法医学方法夯实科学基础。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致力于在特定领域的工作人员中推广标准化技术，并收集数据以帮助评估不同样本的证据正好匹配的可能性。

如何在人类技能与自动化分析之间取得平衡

就像从医学到广告等其他领域越来越多地将统计分析和大型数字数据集结合在一起一样，法医界也越来越多地开始考虑如何在人类技能与自动化分析之间取得平衡。由于人类还需要对犯罪现场进行勘测，犯罪实验室为调查人员设立了统计学培训项目，在某些情况下还开始悄悄将测试案例与真实世界的证据结合起来，供技术人员分析以发现问题。

休斯顿法医科学中心（Houston Forensic Science Center）是一家独立的公共机构，2014年，在休斯顿警察局法医实验室丑闻闹得沸沸扬扬之后，该中心从休斯顿警察局接管了法医工作。该中心总裁兼CEO Peter Stout 表示，“我们有一套系统进行控制，而且系统在分析师发现这种控制之前就介入了。”

自从新的法医中心接管以来，其他领域的改革包括为警方提供的证据制定更高的标准（不清楚来源的样本会被拒绝），以及推出基于云工具的新型实验室管理软件。

近年来，在美国各地，法医专家谈论自己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怀俄明州Sheridan县的前检察官Matt Redle表示，他们已经不再使用模糊的语言，比如说样本符合“合理的科学确定性”，而是详细精确地描述样本的确定性程度。

同时身为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部门（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Justice Section）的前主席Redle也表示：“科学的作用在于对不确定性进行测量。就人们呼吁的透明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法医学领域正在努力发展，以便让陪审员了解不同测试的不确定性衡量标准是什么。”

“好的科学技术并不便宜”

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著名统计学教授Clifford Spiegelman表示，弄清楚这种不确定性的程度可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专家们经常需要弄清楚某些特定的观察结果，比如枪弹残余物或某种特定类型的油漆在整个世界中有多普遍，这意味着数据收集的范围很广，而且成本很高。他说，调查撞车事故或与汽车有关的犯罪后可能出现在汽车或嫌疑人身上的汽车油漆类型，意味着要定期调查新型的油漆。

他说：“好的科学技术并不便宜，即使是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油漆样品这样简单的事情也耗资不菲。估计从垃圾场、汽车修理厂和其他地方随机收集油漆样本可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

专家们表示，分析人员倒是对DNA证据这个领域信心十足。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统计学教授Hal Stern表示：“DNA确实能获得定量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嫌疑人和犯罪现场的证据这两个样本是否具有相同的DNA图谱，我们也可以估计另一个人拥有该图谱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