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创新、摧毁竞争、对抗监管......又有人计划对苹果、谷歌们动刀。

宣称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出要分拆以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为首的科技巨头们，在博客中，她历数了科技公司们的“罪状”。

沃伦甚至建议撤销从前的一些收购提案，包括让全食脱离亚马逊、Nest剥离谷歌，Instagram和WhatsApp重回独立。

一时间，公众和媒体的神经又被挑动起来，但客观而言，她的提案很难站得住脚。虽然口头上争论了很多次，却并没有什么落实的措施。去年扎克伯格参加听证会，各位议员不断质疑他垄断的问题，但最终仍然很难找到实锤。毕竟，仅仅是规模大、市值高，很难认定这家公司就违反了《反垄断法》。

至于“拆分”这种极端的做法，更是为时过早。起码在当下，它们的商业帝国还远没有到所向披靡的地步，即使强大如Facebook，也不能高枕无忧，不得不警惕新兴社交应用Snapchat的冲击。

沃伦的提案虽然迎合了很多人对于大公司的恐惧，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对任务“。几家公司的股价在沃伦提出这一言论后有了些波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为什么科技巨头总被当作靶子？

从上世纪开始，美国曾经拆分过很多巨头，只要一家公司发展到可能撼动自由市场的基础，欧美反垄断的大棒就会挥动起来。

上一个中枪的是AT&T，它控制了美国有线电话产业上下游，如果别的设备厂商不按照AT&T的标准造设备，就不允许它们联网。最终，一家独大的AT&T被拆成了7个小公司。AT&T的市场占有率从分拆前超过90％下降到几年后的50％。美国的电话通话价格5年后下降了40％。

在欧美社会中，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客，主流声音对于“垄断”这个词语从来都是警惕的。他们认为，垄断必然带来控制。

在资本主义野蛮生长的年代，这些控制不仅局限于资本，甚至会深入金融和政治体系中。很多大企业的创始人都是权势滔天，甚至超过了政客集团。比如当时美国最有钱的三个人，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摩根，直接用金钱和人脉干预了1896年的美国大选，确保“自己人”上台。纵观当下，还没有哪家科技公司能够企及当年他们的“辉煌”。

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谢尔曼法》也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瓦解了，标准石油公司成了33家小公司，可以说这部法律奠定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美国反垄断的基调。

虽然科技公司的政治权力不可与旧经济时代的大亨相提并论，但公众对他们还是心存芥蒂，至少在控制公众生活这件事上，它们做得毫不逊色。据称美国人每周浏览Facebook的频率已经超过了《圣经》，亚马逊在黑五的销量每年都在刷新。他们控制着用户的身份、支付和生活的一切隐私数据，甚至，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操纵人们的思维。

这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甚至会超出扎克伯格他们的预估和认知。

2016年Facebook的“数据门”事件，用户数据被交给第三方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他们则定向投放宣传广告影响大选的走势。这一事件之后，公众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信任危机达到顶峰，Facebook的市值也蒸发了上千亿美元。

在数据即黄金的时代，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科技公司是可以利用数据为所欲为。即使从商业的角度看，数据资源如此集中，监管触达不到的灰色地带，也给了巨头们寻租的空间。

事实上，这几家公司凭借资本实力，让自己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对小公司接二连三的收购，让很多人产生“创新是否已经被扼杀”的怀疑。对于新的创业者来说，被巨头们吞并似乎已经成了必然的结局。

互联网公司们拥有虹吸式的流量资源，再加上雄厚的金钱，双管齐下，足以让有根深蒂固反垄断传统的欧美市场反对之声高涨。 

拆分巨头既没必要，也不可行

亚马逊、Facebook、谷歌、苹果以及中国的BAT，虽然它们体量庞大，科技行业拥有强大影响力，从而主导着新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但在它们没有违反监管规则之前，并不能说它们遏制了技术创新。

它们的形成源于市场竞争，并没有压制下一代的技术创新，这些公司在AI、量子计算、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上投入巨大，并构成了美国、中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的优势。

如此看来，拆分这些科技巨头，既没什么必要，反而还会产生负面效应。美国参议员“沃伦”打出的维护技术创新的旗号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