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1日，当酷派前CEO蒋超被新股东深圳地产大亨京基家族罢免之后，为这家公司打下江山的“老人”们已经基本消失殆尽。

蒋超离开酷派之时，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整个青春年华，曾经做到300亿年销售，也无遗憾了。”

蒋超或许没有遗憾，但酷派可不一定。

作为曾经国内知名的手机企业，在这次大股东易手之后，酷派卖地求生，全面转型地产业务趋势已成定局。

一位酷派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界面新闻记者说，虽然酷派在美国的运营商手机业务还在正常运作，但在负责人蒋超离开之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不好说了。

酷派的财报显示，酷派的营业收入已经从2014年249亿港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33亿港元，下降幅度将近10倍。利润方面，酷派2016年亏损44亿港元，2017年亏损20亿港元。

从这些数字很难想象，曾经的酷派还是有着上万项的优质专利的“国产机皇”，是中国用户最熟悉的“双卡双待”的发明者，甚至一度和华为齐名。

过去一段时间，酷派退市，破产的号角已经响起。

最惨淡的时候，酷派还接连被银行和供应商提前索债，2018年12月，停牌超过20个月的酷派延迟一年才发布2017年的财报。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人在觊觎酷派。在手机业务大幅度衰败的情况下，酷派的土地和物业资产却仍然价值不菲，吸引了碧桂园、星河地产、京基地产等公司的争夺。

就在2018年5月，京基家族在入股酷派前，火速向其借款5个亿，甚至还提出了无需抵押或担保这样优渥的条件。

酷派最终选择将未来交给地产公司，看似是为拯救公司所走出的不得已之举。

但实际上，最早一批的酷派人心里应该都明白，从五年前酷派创始人郭德英觊觎地产业务，最后却高位套现离开的时候，酷派的结局就已定下。

酷派的地产野心

可以说，酷派的命运是跟随着深圳的房价而变化的。

酷派前员工们清晰地记得，2014年，他们所工作的地方深圳酷派信息港已经有了施工队的进驻。

在这片占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当时的酷派正在施行一项大计划：拆楼、改建、收租。

诸多的媒体报道称，2008年，郭德英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的情况下地价购入了诸多土地，除了深圳之外，还有东莞、河源、西安、郑州等城市的黄金地段。

也许郭德英自己都未曾想过，当时投资的这笔地产后来对酷派意味着什么。惊喜则在2012年之后开始到来。

当时的深圳市南山区被称为了中国硅谷，一度炙手可热，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人才聚集到了这个地方，租金和地价也在水涨船高。

酷派信息港位于深圳高新产业聚集地南山科技园内，为酷派总部所在地，地理位置其佳。2012年，酷派信息港旧改项目被列入《2012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二批计划》，2014年的7月18日，项目正式奠基。

郭德英在当时的奠基仪式上说，这片园区要与国际一流品牌谷歌、微软、苹果等媲美。

但郭德英内心真正想媲美的，或许不是美国科技公司，而是像万科、恒大、碧桂园一类的专业地产巨头。

因为收租赚钱可比卖手机要容易多了。按照公开的建设规划，酷派信息港项目总拆除用地面积为3.29万平方米，规划容积率提升到7.2，总建筑面积大幅提升到了20.14万平方米，相比之前提升了几倍。

在深圳南山科技园的租金巅峰之际，写字楼的价格可以达到6万元/平方米，照此价格测算，酷派信息港的总货值可达120亿——这可是卖多少台手机都赶不上的收入。

当时，酷派为了这份地产蓝图高歌猛进。酷派的财报显示，在2014年和2015年，酷派的资本开支一项（包括添置物业、厂房及设备、無形资产以及预付土地租金付款）翻了一倍，从2013年的2.1亿港元陡增到了2014年的4.7亿港元和2015年的4.8亿港元。

与之同时增长的还有借款。2014年，酷派的计息银行借款达到了21亿港元，同比2013年的6亿港元增长了250%。

要知道，酷派在2013年的净利润才3.4亿港元，研发投入仅为八千多万港元，地产类投入是研发类的三倍。换句话说，酷派当时将公司大块现金流都押注于地产业务上面。

2014年之前的酷派，现金流运转尚属健康。酷派信息港之前就有一部分被对外出租，多年来也一直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各地园区租金收入。2013年，酷派的租金收入还有三千万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