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小平同志在首都登上了一架飞机，目的地是另一个首都华盛顿。

这是建国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美利坚。

当天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按照习俗，应该吃顿饺子。登机前，乘务长专门买了一袋，猪肉白菜馅的。上了飞机，用烧水杯加热，端到面前。

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我们今天就在天上过年了。

同一天，在上海，看着电视吃饺子的人发现：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新内容，介绍了一款叫“参桂养容酒”的酒，留了购买的联系方式。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则消息，却意义重大。

这是中国第一个电视广告。

中国的第一个电视广告，今天看来确实很粗糙

如今生活中如影随形的广告，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严格禁止，甚至连商店橱窗也封闭起来，不让陈列样品。

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生意经，要它干什么？

橱窗里摆的都是吃、喝、穿，是在宣扬封、资、修。

直到1978年底的那场大会召开后，才有人敢再提广告的事。起步也是在上海，毕竟民国时代的十里洋场，正是广告业务的繁荣之地。

上海广告公司的一个科长，在1979年1月1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广告正名》。里面说：

洋为中用，吸取一些国家广告之所长，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

广告也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优秀的广告可以美化人民的城市，令人赏心悦目，使人在愉快的艺术熏陶中，感受到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欣欣向荣。

正是有了舆论的先期造势，上海电视台才开始策划第一个电视广告，没想到和小平同志访美撞在了同一天。

这也印证了，改革和开放，永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开放，就不会有改革。

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外举动，都被看成大的信号。当年，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

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

那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广告越做越大。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广告营销史。

其实，上海电视台本来计划要播出的是一则药品广告，但考虑到当天是农历春节，便换成了酒。

药也好，酒也好，最后都成了广告的大金主。加在一起，就成了傻傻分不清楚的药酒。

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广告的宿命。

一

其实，第一次看到广告的中国观众，内心是拒绝的。

那条参桂美容酒广告播出一个多月后，《文汇报》也刊登了一条瑞士雷达表的广告。

结果，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批评：

崇洋媚外，拿报纸做生意，有损报纸形象。

为什么我们要替外国货做宣传？

花钱订报，谁要看这玩意？

1980年，中央电视台在引进的国外节目中，播放了可口可乐与牛仔裤的广告，也引发了不少观众的抗议：

可口可乐在中国，不是一般人喝的，没有必要做广告宣传。

给牛仔裤做广告，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

结果是，两个广告不得不中途停播。

这种对广告的抗拒，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并形成了一条鄙视链。在广告里，大家最讨厌的是外国广告，在外国广告里，最讨厌的是日本广告。

1985年，上海国际饭店的顶楼，竖起了一个“东芝”的霓虹灯广告。灯一亮，很多市民急了，给政府写信，表达不满。：

这是鬼子进村！

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物上为外商做广告，相当于上海又成了殖民地！

也有人比较温和，认为外商可以做广告，但让他们占领上海的标志建筑，可就伤害了民族感情，实在忍无可忍。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在饭店顶楼的另外几个方向，又竖起几个国产品牌的广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样的事情持续到八十年代末，除了抵抗外商广告外，大家还反对名人代言广告。最有名的就是“李默然事件”。

1985年，广东的一家药厂三九集团，生产了一种治疗慢性胃病的药，叫作“三九胃泰”。

慢性胃炎是中国人最常见的慢性病，所以胃药的市场非常之大，同时也鱼龙混杂，各种牌子的药层出不穷，还有的假冒“三九胃泰”的名号。

药厂找到广告公司，想要拍摄一个广告来给自己正名。正好，公司一个员工，是记者出身，采访过演员李默然，便提出请他来给广告做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