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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章

日渐回暖的气温，并没有让人在这波就业的寒潮中好过，京东内部信、阿里裁员，关于996的大讨论，以及各种坏消息的接踵而至，让群体下的悲观情绪弥漫了整个互联网领域。

个人的挣扎无法抗拒经济下行的大趋势，资本市场的崩缩，抽离出早期创业狂欢催生的泡沫，没有泡沫的浅滩，只能让就业的竞争回归到更为丛林的方式——学历、年龄、性别、大公司背景，最终使“有没有互联网思维”的优先限定黯然退场。

现在，谁也说不清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因为在早期互联网作为新的商业奇点爆发后，如今被市场教育了近10年的“互联网行业”，已经没有了那份无措的焦虑。

就业市场也不再盲目，除了技术岗位这种基于硬实力的保障，原本带有互联网行业光环的品牌、市场、运营等不再光鲜，细分下的职能分工，人才趋于饱和，而岗位却更加稀缺。

一个事实是，逃离北上广，是一种被迫的人口剥离。农村青年们纷纷返回故土，做起了拍vlog的农民，二线城市的北漂们，选择回到压力较轻的准大城市，过起了小康生活，这都是面对生活的无奈选择。

最尴尬的是剩下的“小镇青年”，他们的家乡没有什么特殊资源，甚至地名都很那被人联想到，不能回去种地，也没有能够回归的二线城市。

除了死磕生活，小镇青年难有退路。

小镇青年的就业焦虑

以北京为例，逃离北上广喊了这么多年，以至于17-18年帝都的常住人口持续负增长，但关乎劳动力的15-59周岁的青年人群（占整体人口的72.6%），在18年末却仅退去了23.3万人。

在2154.2万的大分母下，其实过得并不是特别好的小镇青年，不能选择光彩地离场，只能在焦虑下咬牙坚守。

“就业”是目前所有小镇青年需要焦虑的首要问题，在保住饭碗和成就自我的职业梦想之间，保住饭碗成为优先选择。

没有人天生喜欢被人役使，也没有人热爱工作到全年996，大部分职场人其实都是抱着社畜的心理过活，不同于50-60年代以前人们为建设国家而奋斗，当下“就业”这一主动社会化的行为，很难找到目标去界定，而过激的职场矛盾，使得我们面对人生现实愈发犬儒。

小镇青年的就业焦虑其实植根于目的虚无。而这种目的缺失，源于出生在“小镇”迷茫和唯经济主义教育的反弹。70年代以前，去问100个人职业目标是什么，至少能到80个关于建设祖国的参考答案，在当下去问100个人的职业目标是什么——赚钱，肯定是唯一答案。

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坚信着某种柏拉图式的“正义”，即：各司其职，并服务于国家这个至高利益体，大城市意识并未觉醒，全国一盘棋下，只有首都和非首都的地域区别，出生小镇是不迷茫的，因为在哪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再者户籍门槛也让人们不愿意去打破既有地域阶层的流动。

现在的小镇是迷茫的，80、90后从小被不停灌输大城市意识，唯经济主义的教育也同步让通过高考拿到进入大城市的门票变得稀缺，千万人过独木桥，考上北上广的重点大学，拿到高薪，成为大城市人，已经成为时代的个人成功学样本。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大城市活得如样本般贴切。所以，大部分小镇青年在被这种成功学洗脑后，变得迷茫，赚钱被作为终极目标，我们在忍受压抑与获取经济利益，再被更高的经济利益（比如：房价）打脸后，继续忍受压抑，这种反复中，无限循环。

就业成为一种不痛不痒的机械性选择。

让我们始终感到焦虑的一定不是反人性的996，而一种人生的存在感。小镇青年的没有退路之处在于，无产无地也没有后盾，他们很难有其他的选择，在想要逃离后，发现没有地方给你回家种番薯，想要去别的城市，却没有重头开始的勇气，想要回家，却没有什么可干的。

以笔者家乡，江西省下的一个地级市贵溪来看，18年全年的GDP在358亿上下，但长期的阶段性经济指标中，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一直是财政的主要来源，贸易、地产、服务业所提供的增长比重都相对轻微。

这只是一个侧面，但反映了一个共识的情况，在中国大部分小的县镇，要么在吃国家财政的扶植，要么仍然依托于消耗环境和基于廉价劳力的工业，对于地方财政而言，旅游和服务需要投入的前期成本过高，无法产生及时的回报，使得整体经济发展在面对未来时，显得有些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