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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八点健闻，撰稿｜郑琪|，责编｜季敏华

“一个本来处于医疗行业鄙视链底部的业态，却在突然间开始被资本追捧，是出乎意料，也是情理之中。”

在丁香诊所负责人杨泽方看来，医疗变革已是风起云涌，诊所行业的崛起则是因为原本的行业基础太差，行业门槛低，资产不重。

萤火燎原。近年来，开诊所一度成为创业者群体中的流行事件，诊所也成为了投资人追捧的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共有诊所（含门诊部）24.8万家，较之2017年新增1.8万家新开业，相当于每天平均新开的诊所数量超过49家。

在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体规模萎缩的同时，非公诊所的数量却在持续增长。《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从2010年的440,782家减少至2017年的427,777家，下降幅度约为3%。

而这八年间，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诊所数量，则从173,434家逐年增加至211,572家，增幅约为22%。门诊部数量从8,291家逐年增加至17,649家，增加了约113%。诊所和门诊部在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量中的比重由41%上升至54%。

数量的增长只是诊所故事的一部分。在杨泽方看来，即便得到资本垂青，诊所的商业模式、团队组建等依旧欠缺章法，行业付出了很多的学习成本。他告诉八点健闻，“诊所的这些新兵普遍能力不足，过度自信，干起来以后又觉得心惊肉跳，运营压力超出预期。”

从“根本不同意”到“基本上认可”

2004年底，生活在四川的内科医生吕奉平萌生了自己开一家诊所的念头。“我就是想当一个纯粹的医生，能够看好病人就可以了。”一个不愿意做科研，但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女医生就这样辞去了大医院稳定的工作，开始奔波在开诊所的路上。

她知道，“诊所肯定不能开在华西旁边的。”彼时，成都市规定三环路以内的老城区不允许申办医疗机构。想要开家诊所，比登天还难。

2000年以来，政府逐渐出台具体政策改善社会办医环境，促进社会办医进入快速发展期。但纸上的条文难落地，没有细则的支持在基层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心就要开家诊所的吕奉平打了个擦边球，将诊所开在了“缺医少药”的高新区。

高新区是成都市的开发新区，那时候整个高新区甚至“连一家公立医院都没有”。老百姓看病太难了，很多到医院看病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家门口又没有诊所，被逼无奈只能到远在老城区的大医院看病。

彼时，开诊所最难的点在于拿到一张牌照。

“只要你让我开，无论在哪个地方，只要有人就可以。”为了一张诊所牌照，吕奉平来来回回跑了几个月的政府大楼，游说领导到口干舌燥。吕奉平记得很清楚，从2005年3月31号提出申请，到8月16日拿到，这张牌照她等了138天。

拿到牌照的那天下午，吕奉平就开始购进诊所需要的常备药物，准备两天后的开张。

8月18日，吕医生连锁诊所在成都高新区的第一家诊所正式开业了。“下午三点钟才来了第一个病人。”那一天，只有吕奉平一个医生的诊所共接待了三位患者，收入100多块钱。

诊所行业在2009年终于迎来了政策的大力扶持，国家陆续出台多篇针对社会办医导向明确、内容具体的政策，对社会办医产生巨大影响。

2010年11月，《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号）明确“鼓励有资质人员依法开办个体诊所”，鼓励政府购买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这是第一篇明确针对社会办医的政策，放宽了社会办医的准入标准。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要求“落实对非公立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同等对待的政策”。

这一年6月，“急诊女超人”于莺从协和医院离职后，“打造一家有温度的诊所”成了她的理想，也成了她的一个标签。但由于“环境条件还不允许”，于莺的理想只能暂时放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