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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出中关村,一段风大雨大的40年创业史

04-22 IT文章

原标题:雪贝特稿|闯出中关村,一段风大雨大的40年创业史

“穿透资金流动中的人和事”

闯出中关村

作者:老胡

编辑:贝姐

在北京的西北方向,阳光如果明亮,特别是一场大风过后,可以看到西山下的中关村和上地。

那儿高高低低的建筑,玻璃幕墙会反光,自己也在发光。

和来来去去的年轻人一样。

1960年,春节后的一个月,7名解放军士兵离开“21基地”,走进中关村南街的一栋深灰色建筑。

他们没有带武器,斜挎着书包,兜里揣着介绍信,裹一身厚厚的冬装。

上了5楼的一间办公室,编号803,这是“绝密123”特别任务组。等待他们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数学家冯康,他把7位年轻人分为三个小组:分别与导弹、原子弹、卫星相关。

这些脸带风霜的士兵,由冯康手把手教,从头开始学如何用偏微分方程处理冲击波和流体力学问题。

当时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们也都在这里。

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两弹一星”一系列关键性科学技术任务的文书记录中,他们多数都是无名英雄。冯康亦如此,甚至在他因发明“有限元法”享誉世界时,个人履历中也并无这一段。

直到2017年,当学者们开始回顾中关村的历史时,这些人才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分:

沉默的基石。

18年后,1978年,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

中国物理代表团四位中年男人到访,他们购置了统一的灰色西装和黑色皮鞋。其中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他在4年前带领课题组奇迹般地研制出了中国首台托卡马克6号,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于核聚变的垄断。

但是,对于太平洋对岸那个遥远的国度,当时的中国舆论有完全一致的评价:

腐朽荒淫。

后来,陈春先又独自去了一趟美国,这一次他毫无约束的到了波士顿,沿着128公路,看到了两侧林立的高科技技术小公司;又到了旧金山湾的硅谷,看到了由大学教授和学生们创办的惠普、英特尔、思科等明星公司。

新世界被打开。

从美国回到中关村,陈春先逢人便用新鲜的词汇谈论硅谷,说惠普英特尔思科,说乔布斯和苹果,他努力游说学院路上的著名学府们把科研转化为产品。以至于不厌其烦的听者给他取了一个嘲讽的称号:

鼓动家。

直到1980年,无力改变身边人的陈春先决定自己先单干。他用北京市科协提供的200元经费创办了一个叫“服务部”的机构,拉拢同事们工作日继续在中科院上班,利用周末为北京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和技术培训,酌情收取服务费。

"我们要建中国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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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年,这个“服务部”就赚到了3万元“大钱”,搅动了整个中关村一池静水。这个“服务部”后来也成为了早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黄埔军校”,陈春先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

但是,一种舆论也很快出现:

那姓陈的损公肥私,歪门邪道,腐蚀科研队伍。

舆论后来变成了行动,这家小公司被立案审查。

陈春先碰到了一种很硬的阻力,这是一种基于时代的阻力。

在陈春先决定单干的这一年,香港一个叫张旋龙的年轻人辞去了月薪1万的导游工作,开始帮助父亲打理香港金山公司,做芯片、显示器和苹果电脑的组装和倒卖生意。

也做IBM代理的代理的代理。

3年后,他才第一次走进中关村。但是,这一来就在友谊宾馆和燕山大酒店住了十多年,还跟中关村的草莽青年们学会了喝二锅头、涮羊肉火锅。

那时,中关村已经风起云涌。“两通两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四家企业在这里打下了一片天,一片脱离中科院的天。

在四通的铁皮房子里,张旋龙见到了几个叫求伯君、沈国君、王安时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靠谱,还会拆机子查芯片,就出钱和他们一起成立了一家叫“天津四通”的公司,开始在中关村卖国外进口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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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中科院的大小院所获得中央拨款已经越来越少,他们被要求自己养活自己。往日无数荣光加身的计算所有一年直接被砍了20%的预算,这意味着有至少1500名编制分不到一分钱科研经费,还一度传出了要被承包出去。

改革如此激进迅速,谁也没想到。

从美国、欧洲留学归来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承担了改革的任务,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一天,他找来计算机所所长曾茂朝,警告他不能“等靠要”,应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投向市场。

曾茂朝回复他: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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