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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中的“山回路转”，给“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企业打了一剂清醒针。依靠转型升级走集约式发展道路，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应对外部挑战的有力抓手。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仅为1,621.5亿元。而到了2018年，跃升至305,160.0亿元，增长了187.20倍。截至201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为23,520.21亿美元，在整个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比为94.56%。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但长期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也常常为人所诟病。

为了解中国工业企业智能制造运行情况，2018年，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灵犀智能制造线上服务平台及实体服务站点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涉及全国33个行业6,000余家企业法人。

对样本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以及与之匹配的“战略部署和绩效考核”，是被调研企业共同关注最为突出的两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工业企业普遍存在的发展焦虑。在“战略部署和绩效考核”方面，典型问题包括“公司规划和布局情况”“员工效率考核情况”“主要绩效指标的更新方式”等。在“企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方面，典型问题包括“设备装备情况”“信息化系统的主导建设方”“生产计划排配方式”等。

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指引下，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依赖廉价劳动力、资本支持及对创新的模仿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

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和日益趋紧的环境保护压力，使得曾经的竞争优势“风光不再”。

发掘基础优势

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被列为2019年七大任务之首。

无论是自行研发还是引入新技术，都需要企业具备试错的合理机制和战略胆识，以及配套资源的支持和有效配置。

以工信部赛迪灵犀此次调研所涉及的通信行业为例，5G进入商业化成熟期之前，无论是通信产业链自身，还是新一代通信技术在工业应用及消费应用领域的各项技术探索，都不同程度需要跨越应用研发阶段的“死亡之谷”，跨越了这一鸿沟，才有可能参与后续“达尔文海”般优胜劣汰的产品化阶段。而“死亡之谷”恰恰是市场化资本没有动力参与的阶段，也是需要政策性、战略性资金介入的环节。

以移动通信领域为例。目前，我们观察到大致有四类政策性、战略性资金参与到5G应用研发阶段，互为补充，具体包括覆盖多领域的政府引导基金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专注于或涵盖5G的产业发展（母）基金，通信产业链企业的战略性投资，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

近两年成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通常支持涵盖领域比较广泛，主要围绕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新兴产业，自然也包括新一代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产业的相关领域。

各省/地区的扶持侧重点也会根据支柱产业和发展方向有所倾斜。与此同时，部分有号召力的行业龙头企业，以及重点布局通信领域的地方政府牵头成立产业发展基金。

近两年成立了一大批5G产业发展基金，2015年成立的中移创新产业基金，规模25.5亿，也将投资重点转向5G产业生态的培育。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以财政补贴/补助/奖励的形式，扶持新一代通信技术的研发活动。

例如，2018年1月，北京市科技委发布了“2018年新一代信息通信领域储备课题”的通知，旨在充分发掘北京市在信息通信领域研发基础优势，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融合。

最近，深圳市发改委开放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申报通道，用于扶持新一代信息网络、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及三网融合等领域的实验室、公共服务平台提升。

近两年，通信设备领域上市公司发布了68次获得政府补贴/补助/奖励的公告，按照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均摊，得到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关注度不仅远高于互联网企业，也领先于电子元件及设备企业。

例如，2018年1月，信维通信获得539万政府补助，用于开发移动通信终端毫米波天线技术；2018年3月，卫士通获得政府部门高达2,444万的财政补贴，开展5G安全总体架构方面的研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