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4日，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贺建奎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工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邹瑞雪（生物从业者）

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消息一出，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随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此事作出回复，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据报道，该研究项目通过应用CRISPR/Cas9这种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在胚胎时期完成对CCR5基因的修饰，使得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贺建奎称这种基因的修饰使得这对双胞胎在出生后能够对艾滋病、霍乱或是天花具有天然的抵抗力，这项研究的成功也将为无数的重大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带来曙光。

这一重磅消息一时间在学术圈激起千层浪。在普通民众看起来是喜闻乐见的大好事，在科学家眼里却是疑虑重重。随着事件的发酵，许多潜在的问题也都浮出水面。

“基因编辑婴儿实验”违反学术伦理

早在2015年，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对人类胚胎基因的编辑修改。他通过利用CRISPR-Cas9技术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的一个会导致β-地中海贫血症这一严重遗传病的致病基因。但黄军并未完成整个胚胎的发育过程，他所使用的胚胎是无法发育成正常婴儿的缺陷胚胎。

因为我国2003年颁布《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曾明确指出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同时任何人也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换言之，任何在体外对胚胎进行超过14天的培养乃至科研所用的胚胎植入生殖系统都是违法的。并且，不仅在中国，在美国甚至欧洲大部分地区使用基因编辑胚胎建立妊娠发育都是非法的。

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贺建奎严重违反了生命科学界的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与此同时，相关媒体也曝光出其团队在申请伦理审查中的诸多疑点，如该《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书》中的重要签字可能被伪造、相关审查人员并不具备审查资格、批准该临床项目实施的医院是民营医院等等。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简单的基因编辑操作，若是真的能治病救人能有什么伦理道德上的问题？

这时候不得不提到几个月前斯蒂芬·霍金在他的新书《未来简史》中的终极预言。在未来的富人阶级中将出现被经过基因编辑的“超级人类”，他们不仅具有优于普通人的身体素质和寿命，甚至可能连记忆力和智商都凌驾于常人之上。因而，一旦这种基因编辑技术日趋成熟并且通过法律和伦理的审查，将对无法接触到基因编辑技术资源的平民阶层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对这一族群造成灭顶之灾。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不同于已经出生的病人进行的局部基因编辑手术，通过这种胚胎层面的基因编辑，修饰后的基因势必会传递给这对双胞胎的子孙后代。这就相当于在人类基因库的水池里倒了一条新品种的小鱼，经过一代一代的扩大，将对人类基因库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基因编辑潜在风险大于利益

抛开伦理道德不谈，许多业内科学家也对这种通过对个体CCR5基因的破坏来实现其对艾滋病免疫的疗法持有怀疑态度。

其一，该研究所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存在脱靶效应。

基因编辑，就是利用各种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对目标基因进行删除、替换、插入等操作，以获得新的功能或表型，甚至创造新的物种。贺建奎所使用的CRISPR/Cas9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已经趋于成熟，但是其可能存在的脱靶效应也是总所周知的。也就是说，它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精确实现目的基因的编辑。

其二，选择CCR5作为基因靶点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据贺建奎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视频称，北欧人群中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天然存在CCR5基因的缺失，许多科学研究也表明这一缺失与他们对艾滋病免疫有着重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