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一周以来，“基因编辑婴儿”免疫艾滋病的讨论持续发酵。科学家为摘得科研桂冠而无视伦理的疯狂举动，让本已困境重重的艾滋病防治又多了一重复杂含义。

长久以来，当人们谈论起艾滋病，最根深蒂固的反应，是恐惧。艾滋病人手持针管扎伤行人、春宵一夜之后遭恶意传染，此类新闻难辨真假，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刷屏我们的社交网络。人们的“恐艾”心理，使得此类信息自带巨大的传播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艾滋病已经不单纯是一种疾病。它充满了无数隐喻与联想：滥交、吸毒、卖血，抑或是同性恋。它是死亡的信使，是人类的敌人，也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诚然，艾滋病令人类恐惧，它深植于我们对死亡和痛苦本能的抗拒之中。但是，面对即使是无法根除的恐惧，我们也并非无能为力。你认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对艾滋病的恐惧？如果这恐惧无法根除，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与艾滋病人同桌吃饭

恐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克服？

“我约到了采访对象，他是一名艾滋病人。”

大三那年，纪录片课的期末作业要求我们分组制作一部完整的片子。选题方向比较冷门，采访对象非常不好找。这时，我们联系到了一名愿意出镜的艾滋病人。

在那之前我们都没见过真正的艾滋病人。它是生物课本上的一个名词，是高考必背的考点：HIV，艾滋病病毒，RNA病毒，攻击人体淋巴系统里的T细胞；AIDS，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血液、体液传播；后期会因免疫系统全线崩溃并发严重疾病，一场小感冒都可能夺走患者的生命......

定下采访时间和地点后，我们商量了采访提纲和报道伦理问题。想起某位老师学生时代也做过艾滋病人报道，完成以后采访对象同意发表，可老师还是选择按下不发。多年后采访对象在离世前联系他说：“谢谢你，为我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如果我们将要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脆弱敏感、不忍拒绝的人，我们要怎么做，才不会伤害到他？除了这些担心，我们也有另外一种不安。采访前，我检查了自己，身上没有伤口，口腔里也没有溃疡。

电影《最爱》剧照，剧中主人公因卖血感染艾滋病。

采访过程比想象中顺利，采访对象们意外地很开朗。一位采访对象家境还可以，有钱吃药，病情控制得很好，父母也比较支持他，除了日常工作，他还在做艾滋病相关的公益活动。另一位采访对象医保在老家，可那里的医院排斥艾滋病患者，很多检查只能在北京做。他是孤儿，感染以后即使有医保报销，药物费用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言语间他流露出对前一位采访对象的羡慕：“他吃的是好药。”

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发展，让患者正常生活。可再好的药也有副作用。初吃药的艾滋病患者身体会有比较强的反应：整夜头疼失眠，睡梦里也是噩梦交缠。“艾滋病人不会害怕看恐怖片，因为更恐怖的梦里都经历过了。”身体上的病痛还能扛，最难的是在心理上接受自己患艾的事实。“家人和伴侣的支持很重要。”撑过了最难的阶段，生活会慢慢好转。

当天的几位采访对象都是乐观可爱的人，他们的笑容很能感染人。采访中，我们在一起吃了顿饭。做饭的是其中一位采访对象，饭菜很可口。

片子完成以后，我们尊重采访对象们的意愿，只在班级范围内放映没有公开。这次短暂的接触也让我刷新了对艾滋病人的看法：他们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正常生活，现有的医疗技术已经可以控制病毒载量，让他们与常人无异。我不得不承认，在采访前，我的内心并非毫无芥蒂，因为我从未在生活中接触过艾滋病人，而未知往往伴随着恐惧。

这次经历也令我思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对艾滋病的恐惧？

 患艾，是一种“惩罚”？

艾滋病的疾病隐喻

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很难有接触艾滋病人的机会。我们对于艾滋病的了解多来自于影视作品或新闻报道。而这些文本中，经常出现艾滋病的“惩罚隐喻”。

隐喻，实际是人们理解事物的方式，通过将不了解的事物与熟悉的事物相联系，从而获得未知事物在内心的定位。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经常以隐喻的方式进行。比如，肺结核在历史上曾被视为一种“天才病”，肺结核病患者往往面目苍白、情欲高涨，患者有一种当时的流行审美中别样的优雅风范，“情欲高涨”的临床表现让人们误以为肺结核的病因是内心的热情涌动的结果。诗人拜伦曾说过，如果要死亡，他宁愿患肺结核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