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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26日，25岁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两个月前，他还在写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自杀的动机成迷。

海子在最后三天一共留下了六封遗书，前五封都将死因指向了和自己同住一栋楼的常远。

常远当时在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十分喜欢练习气功，妻子孙舸12岁就被发现具有特异功能，夫妇俩男女双修，功夫了得。

常远夫妇与海子交往亲切，经常一起练功，还常给海子介绍高手认识。海子练功勤奋，初学第一周就掌握了基本练习方法，没多久就自称打通了小周天，可以自由运气。

但海子在功力进阶的道路上，并不顺利，他认为是常远夫妇深藏阴谋、暗中发功使坏。

在遗书里，他指责常远夫妇残暴地揭开了自己的心眼通和天耳通，逼得自己精神分裂。海子在《给1986》的诗中感慨道：“就像两个凶狠的僧侣点火烧着了野菊花地。”

常远是否发功害人无实据可查，但海子对气功的痴迷却是真事儿。这个一生追求脱离物质世界束缚的诗人，精神世界却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迷失在癫狂的气功热浪中。

他在一封遗书里要求弟弟为自己报仇[2]，郑重地嘱咐道：

“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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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5586名代表出席，盛况空前。在大会闭幕前，播音员宣读了郭沫若的讲话《科学的春天》，里面欢呼道：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经历了十几年的动荡，我国科学界的主要矛盾是：实现“科技快速突破赶英超美”的强烈渴望，和“科研能力理论体系”的极度落后之间的矛盾。

一年后，《四川日报》向科学界投递了一颗炸弹，“大足县发现了用耳朵认字的少年唐雨”。这个报道立刻成为了热搜第一名，支持者惊呼：老祖宗原来给我们留下了科学的捷径！

四川医学院派出了调查组，在一周时间内对唐雨进行了25次测试。唐雨19次采用了换纸条、偷拆等作弊方式，被抓现行，6次因为偷看未成，拒绝测试，场面尴尬。

结果令支持者大失所望，四川省委不得不在6月5日向上层做了份检讨报告，对大足县的报道做自我批评。

没想到，13天后，香港《明报》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李学联”的来信，题头是“以耳认字，未必荒谬”，信中批判国内对人体科学的认知不够现代化、科学化，过于武断。

这位香港市民的及时出现，给了特异功能支持者们打了一剂强心针，甚至让高层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一时间，各路大师们纷纷从祖国各地的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接受群众的膜拜。

光“识字”这个领域，就涌现出北京女孩耳朵认字、山西少年腋窝识字、安徽少年透视识字、还有鼻子嗅字、脚趾认字、舌头舔字等等，能用的器官几乎都用上了。

会特异功能的孩子们，右下角为“耳朵识字”的唐雨，《自然杂志》，1980年

人体器官不够用之后，又出现了昆明儿童意念移物、意念治病的法术。而各地报纸踊跃报道了近2000多名特异功能者，年龄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大。

二十年前放粮食卫星，二十年后放人体卫星，大好河山，人杰地灵。

《自然杂志》成为这一时期特异功能的舆论阵地，并在1980年迎来了钱学森的访问。钱老表达了对人体科学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年月里发表了多篇讲话和文章，支持特异功能相关研究。

钱老对人体科学评价颇高，盛赞这是现代科学的舞台出现在了中国，是人类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号召支持者们不必理睬讥笑与非议，踏实苦干。

原云南人体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王伽林积极响应号召，到医院做了个胆汁引流管手术。王所长一边挂着管子，一边让人记录他在练功、睡眠、休息等不同状态下的胆汁分泌量，最终形成了一篇《气功与胆汁分泌》的报告。

这种自我动刀的献身行为，钱老评价道：“王伽林同志……这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并非没有清醒者，比如叶圣陶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结果被各方施压；经济学家于光远给领导写信反映，没什么回应；我国神经科学奠基人张香桐更是直言：这是一场闹剧。

然而，导弹领域的权威，最终为特异功能之争定了调，力挺“亩产万斤”那事儿，大家似乎都忘了。于是，数百所人体科学研究所在各地的支持下纷纷成立，报告和论文像雪片一样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