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电影往事：秦国人与香港人的吊诡对决（上）

2014年，武汉一家电影院里观看《变形金刚》的观众 VCG via Getty Images 来源：TIME

2001年，是为辛巳年。

3月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集结了台湾、香港、大陆及好莱坞资源的《卧虎藏龙》创造记录，成为第一部获得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电影，李安一时风光无两。这部在华语地区颇遭诟病的武侠电影却受到了其他地区观众的热烈追捧，全球票房最终达到了惊人的2.13亿美元。

一个月后，张艺谋的《幸福时光》重映，这部作品创造了一个尴尬的记录，成为内地影史上首部公映后回炉修改再上映的电影。结果票房也只有500万元，而整个2001年中内地电影票房市场规模还不到9亿元。

相比前两位蜚声国际的中国大导演，此时的庄文强还只是一个在 TVB 已经闯出名气投身电影圈没多久的编剧，他和麦兆辉给杜琪峰、马伟豪和陈木胜都讲过一个警察和黑社会互为卧底的故事却只是引来敷衍的认可而已，“对唔住，我系差人”此时还只不过隐隐约约盘旋在两人的脑海之中，直到一年以后，这句台词才随着《无间道》深入人心风靡全港。

此时，张艺谋依然体面地维持着他艺术家的身份，《卧虎藏龙》的大获成功激起了这位直到此时依然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有着良好声望的导演的欲望，身为艺术家的自觉，身为大陆艺术家的敏感而不可言传的好胜心，这些自然而然地驱使着张艺谋和他的老搭档张卫平去制造一部完全由中国人制作的武侠电影。

张艺谋或许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下一年的《英雄》之后，他逐渐成了全民公敌。

较之回归前后年产量不足百部的低谷，2001年的香港电影产量甚至恢复到了90年代中期港影最繁荣时代的水平，然而，这年全港华语片票房仅有4.3亿港币，十年前，这一数字是惊人的10.5亿港币，考虑到这两个年份的电影产品相差无几，可以想见香港电影的市场已经萎缩到何等的程度。

庄文强与麦兆辉正处于香港电影慢性死亡的末期，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城市最骄傲的产业的漫长告别。到了2002年，港影产量较上年下滑近三成，而此衰势之后一发不可收再也无人能挽救。

此年之后的十多年里，张艺谋与庄文强、麦兆辉们经历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狂暴最尖锐最剧变的岁月。

世纪末症候群

1984年，在六月一个闷热的凌晨，张艺谋将自己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放在前往太原的泥泞路上，一路颠簸来到火车站，在众人异样眼光的逼视下，他毫不在乎，赤着脚和陈凯歌等抱着拷贝赶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前一年，《一个和八个》刚刚上映，新的视听语言和叙事表达艺术在波澜不兴的中国电影行业掀起了一阵风暴，这一年，陈凯歌则挟《黄土地》横空出世，两部作品的摄影师张艺谋以26岁高龄历经挫折机缘巧合之下才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他以其突破常规的构图构思在毕业后不到三年就成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学院派毕业生之一。

33岁那年，这个西安人第一次担任电影的摄影师。在33岁那年，黑泽明从编剧及副导演转而担任导演并拍摄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姿三四郎》。

和备受张艺谋推崇敬仰的黑泽明一样，在成为导演的第五年，他们的事业都进入高峰期.

黑泽明推出了树立自己大师地位的《酩酊天使》并在此后的六年里制作出了《罗生门》、《生之欲》与《七武士》。自1987年的首部导演作品《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整个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张艺谋成为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导演，自1992年起，他的作品先后在威尼斯及戛纳等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

他们的境遇也惊人的相似，伴随着海外盛誉而来的自然还有本国群众和批评家们的口诛笔伐，自《罗生门》开始，黑泽明就面临着将日本民族的落后愚昧暴露给外国人来沽名钓誉的指控，《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电影也裹挟着张艺谋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加诸在这个做摄影师时就被剧组戏称为“张黑脸”的面色始终凝重的导演身上的指责批评和黑泽明遭致的并无二致。

世纪末焦虑综合症伴随着千年虫、诺查丹玛斯预言制造的恐慌感染着每个人，这已经不是《河殇》的年代了，在这个商品化高度发达、互联网兴起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需要的是放纵和娱乐。

更加现实的是，即使蜚声海外，可是本土电影市场并不买黑泽明和张艺谋的帐，到拍摄《乱》时，电影天皇一度陷入资金困境，直到他的好莱坞拥趸科波拉、卢卡斯倾囊相助才得以完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