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我们正加速告别报纸。

就像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提起“拜年短信”一样，报纸的消逝，也不在大多数人的感知范围内。人们正为“信息过载”而头疼，短视频风潮也早已过渡到手机习惯收看的竖屏，可在报纸上面印个二维码都依然算是重大创新。

人们既不买实体报纸，也不关注电子报，甚至不在意是否还有熟悉的记者为自己写文章。众多报纸编辑部出逃的“难民”通过微信公众号重操旧业，成为观察者口中的“新闻游侠”。

但是，当报纸——特别是成建制的地方报纸——大批量消失以后，身为散落全国各地的城乡居民，我们损失的绝非只有一个“无关痛痒”的订报习俗，而是身边社区街坊的新闻来源和发声渠道。

在原子化、同质化的城市生活，驱使各地读者都在看全国一致的新闻版面的时刻，地方新闻报道的缺失将引发怎样的改变，还是一个少有人关注的话题。

“塌方式”停刊和“花式”征订

曾在北京发行量排前三的《法制晚报》，和近 20 家其他报纸一起倒在了 2019 年的黎明前。

隶属于《北京青年报》社的该报发行量曾多次超越母报，在 14 年生命历程中贡献了众多社区突发新闻和深度报道，曾被认为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殃及。

《北京晨报》《渤海早报》《西部商报》《申江服务导报》《羊城地铁报》……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纸媒“塌方式”停刊潮不曾停歇。（ ）

这些报纸中，影响范围仅限于所在地区的地方报纸占了绝大多数，以至于除了上面的几个名字之外，更多的报纸即使死掉，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一听名字，就觉得“与我无关”。

可能，唯一有底气说自己不会关停的报纸，只剩下《人民日报》了。然而就连它都在新一年缩减了 4 个版面，虽然改用全彩印刷作为补偿。

至于其它地方的机关报，似乎就更是流年不利，订阅地方机关报越来越被强调是一项任务，甚至在黑龙江省，到去年 12 月初，全省多个地方党报征订任务的完成度还不到 10%。

《湖南日报》《甘肃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在 11 月连续发文催促征订报刊，有的还引用了一句名人名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

报纸的生意越来越难，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唯一的悬念，只是哪一年会成为历史谢幕的那个关键时间节点而已。现在看来，2019 年可能就是这个节点。

兼具公营和商业媒体双重属性的国内纸媒，曾被认为情况特殊，不像国外那样说停就停，但现在的事实无疑说明，该关的一定会关，在哪儿都一样。

广州观察

在广州，散发《羊城地铁报》用的大红色报架，还孤零零地立在地铁 5 号线的每一个站厅里。

身为“新广州人”的航通社作者，对于几年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上班高峰时段发报纸，还印象深刻。

就像其他同行一样，《羊城地铁报》也不仅仅是一半版面抄微博，一半放广告这么简单，它在地铁口设置了“m+”服务站，并时不时举办一些征婚、赛跑、踢足球之类的社区活动。

《北京娱乐信报》、上海《I 时代报》、《羊城地铁报》和南京《东方卫报》合称“地铁报四大元老”，2008 年共同发起了“全国地铁报联盟”。

当时有个说法，地铁报是“平面媒体中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报纸业态”。时过境迁，它们差不多都倒闭了。（ ）

不过，《羊城地铁报》的上级单位即《广州日报》社，还是保留了旗舰报纸作为地方新闻报道的主力。

《广州日报》一直以“身边纸”作为口号，虽然是一份机关报，但却是按照都市报的规格来做的，并未采取上级将日报和都市报分开的做法。

加上《羊城晚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的共同竞争，广州作为华南媒体重镇，对地方新闻的覆盖仍算是比较全面，成为市民反映身边大小事，以致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

在全国其他城市，伴随着报纸刊号大量注销的，是报纸互相兼并，同一报业集团的力量逐渐聚集到一张报纸，一个 App 上，正如《北京青年报》所做的那样。

各方面运营都非常出彩的《法制晚报》因此成为这个策略的牺牲品，它的员工大部分被要求转岗到新媒体“北京头条”，但其中伴随的人员流失将不可避免。（ ）

文字版《1818 黄金眼》

要说所有地铁报当中活得还算滋润的，还得去重庆找。

在重庆地铁，你有很大机会看到某个乘客站着不动，手里捧着一张刚拿到的《都市热报》在那傻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