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终，大疆爆出10亿元贪腐。不久前，这家无人机巨头刚刚完成10亿美元融资。大疆一贯视自己为一个非公众公司，将许多问题划归为“私领域”的同时，也屏蔽了必要的外部监督。今天的大疆已是名副其实的独角兽，但它距离真正的“巨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 舒虹 编辑| 安心

1月25日晚间，正在赶赴一场会议的杨思麒突然调转车头，冒着违章风险往深圳龙华方向开去。几分钟前，有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打来电话，希望就大疆反腐新闻给出一个解释。

2018年4月，杨思麒所在的私募机构成为大疆10亿美元融资的最终入围者之一。

几乎没有例外。大疆投资者听说上述新闻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出人意料”。即便这场反腐风暴已悄然持续数月。

1月17日，大疆员工突然收到一封内部公告：公司重拳反腐，已查处45人，2018年，因内部腐败，大疆预计损失超过10亿元。这一数字，是大疆2017年全年净利润的近1/4，2017年所有员工年终福利的2倍以上。

科技圈反腐并不是新鲜事。尤其对电子制造企业来说，供应链环节的腐败问题几乎是行业通病；而大疆近年开始在工业级无人机领域发力，所涉产业链的多元化更加剧了腐败风险。早在2014年，大疆就因供应链问题开除过整个采购部门。

但时至今日，这条贪腐链条仍能在大疆内部形成百余人的规模，并延伸出种种派系斗争和“宫斗剧”，说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疆的防火墙和内部管理确实存在重大漏洞。

杨思麟当然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对于外部投资者，大疆早已设定好游戏规则——不对赌业绩和上市时间，不开放内部尽职调查，且投资人不能影响和干预公司正常运营。

一般投资者连大疆的财务报表都无法获得，何况插手内部管理？

尽管对待资本的态度极为另类，在2018年的资本寒冬下，大疆仍是少有的受到资本热情追捧的创业公司。在几个月前的那轮融资中，大疆披露，其2012年至2021年收入复合增长率预计超过90%，净利润复合增长率预期超过70%。在高增长和可能的高回报面前，态度强势、退出不确定成了“可以忍受的缺点”。

“看在业绩的份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现在（腐败）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面子工程很不漂亮。”杨思麟说，大疆从来没有一个部门是对接投资人的，LP想要获得的信息，投资经理也都没有。

在双方达成合理谅解的前提下，这本无可厚非，但大疆一贯视自己为一个非公众公司，将许多问题划归为“私领域”，同时也屏蔽了一些必要的外部监督。

在一级市场，公司的中后期、尤其上市前融资通常会聘请专业FA（财务顾问），通过他们接洽大型基金。除了入股价格、投资方背景，协同效应甚至价值观是否匹配都可能成为企业筛选投资方的标准，越是好公司要求越苛刻。但从大疆过往融资历程来看，除了红杉资本中国之外，其股东名单中，中小私募基金居多。

大疆历次融资（大疆对轮次与金额不予置评）

大型、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输出的不只是资金，还有钱之外的服务能力，甚至包括一整套职业经理人管理体系。

2014年至2015年，红杉投资大疆后曾经空降一批职业经理人。由于商业管理上讲求“因事设人”，但前期技术人才供给太稀缺，大疆必须做“因人设事”的事，才能保证技术的产出，职业经理人与大疆文化产生了较大冲突。结果这批高管纷纷离职，汪滔不再在公司内部设立“C各种O”，主张让有能力者有权限调动资源，管理极度扁平。

在知乎上，一些大疆的前员工吐槽汪滔，说他喜欢雇佣年轻的、有清华、伯克利等高校背景的文科生做管理，让外行领导内行，“外行不懂技术，内行就搞技术贪腐”。

一边是程序员高压，甚至传出过程序员加班猝死的事故，一边是供应链贪腐谋取私利。可以说，大疆已处于内部文化撕裂的边缘，到了2018年，不得不壮士断腕。

大疆CEO汪滔是许多人眼中的创业英雄。这并不是汪滔第一次关注到供应链的问题，但在漫长的企业管理过程中，他却进行了一场平庸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