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来告诉我，贸易战会怎么影响我们？”

在今年的Q3财报电话会议上，联邦快递的首席财务官阿兰-格拉夫反问一名分析师。在此之前，由于低于预期的财报以及更令人担忧的对2019年全年收入指引的下调，联邦快递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后下跌。分析师很关心宏观经济环境究竟影响几何，却得到你的这样的回答。

如今，联邦快递高管们应该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作为一家花费数十年建立起庞大全球网络和货运机群的物流寡头，联邦快递比谁都更清楚，自己在一场美国政治人物发起的逆全球化的贸易战中势必受到最直接的冲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本应更加谨慎的关头，它却向着深渊自己狠狠推了自己一把。

在华为受到美国政府并无实际证据的“国家安全”指控，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背景下，联邦快递将华为从日本寄来的两个包裹转送至美国，并试图将从越南寄来的两个包裹转送至华为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办事处，令外界愕然。

事发后，联邦快递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否认，但之后立刻“打脸”，用蹩脚的中文承认了转运事实，但将此归结为“失误”，并未做足够的说明。

这种明显不合逻辑的行为，最终导致这家在华经营已经30多年的公司被中国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如今看来，最糟糕的情况，是它的中国业务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由于联邦快递一直使用的是搭建“转运中心”的策略，并且对“顺路送货”一直做的很极致，若其在上海等地的枢纽被暂停，相信不少成熟固定的航线将不得不重新调整，亚洲甚至欧洲市场都可能因此受到冲击，影响将是久远的。

作为全球四大物流公司之一，联邦快递在美国空运物流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单季度营收达到170亿美元，据一些数据统计机构，其在中国的跨境物流市场占据过半份额。但它此前却在中国大众视野中并没有什么存在感。在华为事件上的争议举动，让它再次出现在聚光灯下。

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

与我们如今常常谈及的顺丰、菜鸟和“三通一达”等国内物流企业创业故事不同，联邦快递在1971年创办之初，就走了重资产的“高端”路线，从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到航空物流上，希望提供当时市场缺少的“次日达”服务，也就是可以更好掌握送达时间的物流服务。

在一个航空物流尚未大规模商业化的时期，联邦快递的生意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政府捆绑密切，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行业监管方面，联邦快递都倾注心血在政府关系上。

1971年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创办联邦快递并一直担任CEO至今。1973年联邦快递正式开始营业，但当时的美国法规只允许它经营小型飞机。走十分烧钱的重资产路线的联邦快递，立刻遇到亏损的问题。甚至，据史密斯此前的采访，他在1973年曾试图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玩“21点”来赚钱维持公司运转。

很快，史密斯意识到联邦快递必须做大型飞机物流的生意，于是开始全力游说美国政客。最终在1977年成功推动监管放宽，相关法案也被国会广泛形容为“联邦快递法案”，因为客观来看，这个放宽监管的举措几乎是为联邦快递量身定做的，它是受益最大的一方。

而受惠于放开的监管，史密斯的公司也开始从此走上盈利，到1980年联邦快递就迅速从亏损转为全年盈利近4000万美元。联邦快递也一直是美国游说开支最高的企业之一，公开数据显示其2010年到2017年花费在游说政府的经费就在1亿美元以上。

史密斯个人也与美国多届总统关系密切，1996年，因日本拒绝联邦快递开展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航空物流生意，而直接找到时任总统克林顿，要求其对日本实行制裁，这在当时被华盛顿邮报形容为美国公司CEO与总统间的“不寻常的会面”，甚至当时负责与日本相关物流政策的官员担心史密斯的建议会引发“贸易战”。

1998年，史密斯受克林顿邀请，加入当时访华的豪华商务团。这位已经在CEO位置上已呆了40多年的越战老兵，被美国媒体形容为“在政坛有丰富资源”。

不过，当1998年史密斯跟随美国总统来到上海时，他早已在这里拥有自己的子公司了。

进入中国35年，一直未能融入

早在1984年，联邦快递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它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出口快递业务，这比芯片巨头英特尔和第一家中美合资高科技企业惠普早了一年，比日化巨头宝洁早四年，比微软早了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