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脑极体

经过一周的博弈，“封杀华为事件”终于以IEEE（美国电气工程学会）的最新声明告一段落，华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被允许参加IEEE出版过程的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

对于这样的结局，中国学者和学术组织表示“见好就收”，纷纷与IEEE握手言和，表示“只要你改我们还是好朋友”。

故事至此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休止符了。但如此多的国际技术协会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密集违背学术共识，难免让人心底泛起忧虑。

是时候来回答一个问题了，我们真的了解当今科学和学术研究界的局势吗？在未来可预期的博弈中，国际性技术协会想要“独善其身”又有哪些前提条件？

IEEE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全球百年共识的消解

有人说，特朗普的一纸禁令，与IEEE放弃中立封禁华为，彻底改变了历史。某种程度上看，并不夸张,因为IEEE挑战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底线——学术自由。

想搞明白全球科学家支持和声援华为背后的意义，恐怕我们需要把时间的钟摆推到80年前，看看IEEE究竟打破了什么？

1936年，英国学者Michael Polanyi（波兰尼）和 从Bukharin（布哈林）创立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组织——科学自由协会，该协议认为科学应该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存在，其中，自由探究对于科学进步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同行评审和科学方法是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

在《The Contempt of Freedom》（自由的蔑视）一书中，波兰尼更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学术自由的看法：

只有当科学家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时，科学才能蓬勃发展；学术组织是独立学者自我协调并联合的结果，其中的任何个人都是没有预谋的；单一权力组织集团的任何企图都会消除学术组织的独立性，使学者们的合作陷入瘫痪。 

Michael Polanyi（波兰尼）

这一理念很快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支持。1940年一份《学术自由与任期声明》，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和美国美院协会（AAC）等组织内获得了广泛认可。

该声明中，学者应该保有自由教授、交流思想的权利，而免于成为政治团体镇压、监禁、失业的目标。美国最高法院此后也不断强调，学术机构可以“根据学术理由”自行任命学者和制定标准。

随后数十年间，学术自由与自治，逐步成为全球主流国家的科研理念。

1988年英国的《教育改革法》，确立了学者们可以自由探讨学术而不必担心失去工作；1987年菲律宾的宪法规定，高等教育机构享有学术自由和同行审查的自主权；1997年，南非高等教育委员会更是直接发布报告，谴责国内政治压力和商业企业赞助的过度影响，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自由。

可以说，人类社会历经几十年的奋斗，终于让学术自由、自治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共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位于顶端的西方国家才能建立起跨国学术组织，收获全球科研生态，前所未有地蓬勃起来。

以IEEE为例，据官网的最新数据显示，1963 年成立以来，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已经在全球160多个国家拥有43万多名会员，在15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其中会员数量最多的国家TOP5分别是美国、印度、中国、加拿大和日本。

也正是在众多国际顶级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加持下，IEEE才能斩获全球电子电气及计算机科学领域 30% 的文献份额。

从这个逻辑上看，无论是出于对学术普适价值观的维护，还是吸纳更多国际科研有生力量的潜在需求，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态度，才应该是IEEE的首选。

事实上，包括IEEE在内的技术协会也都是这么做的，在获得明确的信息之后很快就解除禁令，恢复了大家以往熟悉的开放中立“人设”上。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但IEEE事件释放出的那只名为“学术政治化”的怪兽，却正在为全球学术蒙上一层阴影。

英雄理想与残酷现实：学术自由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如果说“IEEE华为事件”只是偶然为之，抑或真如协会所说“出于法律隐患和保护会员”的目的，也不至于让学术圈数十年搭建起来的学术无国界“信用值”破产。

问题在于，当今学术交流与政治博弈，从来没有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划分出清晰的“楚河汉界”。

复盘“IEEE华为事件”的三个关键时间节点，不难发现IEEE的禁令与解禁，都与政治因素有着莫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