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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八点健闻，撰稿｜谭卓曌、毛晓琼

“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全世界医疗资源浪费在20%～40%之间，我国一年的医疗费用为五六万亿，20%的浪费就是一万多亿，40%就是两万多亿，非常的吓人。”

8月17日在上海举行的2019价值医疗高峰论坛上，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举出了这样一个“吓人”的数据。

世界银行集团健康营养与人口全球实践发展局卫生专家刘锐，在当天的论坛演讲中给出了美国的数据——“美国每年花费在不需要的医疗服务上的资金，一度达到7500亿美元，占卫生总费用的30%”。

一方面是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是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获得感”普遍低下。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怎么解决？

与会的专家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价值医疗。

那么，什么是价值医疗？

价值医疗可以简化为一个分子式：分子是医疗的疗效和患者的健康产出；分母是为此支付的总量成本。数值越大，则价值越大。为增加价值，一是着眼于提高产出，一是着手降低成本。

前者涉及供给端改革，务求实现更有效的医疗服务、更大的患者满意度，更高的健康水平；后者则涉及支付端改革，以期降低医保基金与患者的负担。

价值医疗的理念源自美国，在中国倡导不过数年，期间适逢“三医联动”的新一轮医改涉入“深水区”。短短数年间，中国医疗卫生界的各方人士几乎同时认识到，上述看似最简单不过的价值分子式，实则是一道最难解的算式。

盖因价值的分子几乎没有理论上限，而分母则有当代社会整体成本的硬性约束。且分子与分母处于持续的动态演进之中，单一向度地调节分子或分母，皆会导致过犹不及的负面效应。

价值算式是一道考量微妙平衡的算式，难解，但必须解。2019价值医疗高峰论坛，是健闻团队举办的第三届同主题论坛。围绕“价值医疗”这个老话题，与会专家的探讨激励且富有建设性。这道算式或许并无终极答案，但探讨与实践本身正在迈向解决之道。

政策正逐步往价值医疗方向迈进

价值医疗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波特提出，并由奥巴马政府推行。其背景，正是基于美国医疗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低下，在发达国家阵营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中国政府于2016年正式倡议“价值医疗”的医改战略。当年，财政部、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三个中央部委，与世界银行、世卫组织联合发布《深化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总论，首次提出“建设基于价值的优质服务提供体系”，报告中同时指出 “价值医疗”将成为全球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核心。

价值医疗的通常定义，是指通过改革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同时实现三个目标：更好的医疗服务、更高的健康水平，以及更加可负担的医疗成本。

在医改实践中，价值医疗旨在建立医疗服务和健康结果之间的有效联系，从而实现从服务量和盈利为目标，向以患者健康结果为目标的转换。

从2016年至今，价值医疗在中国医疗界被屡屡提及，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关键词”。2019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指导意见》。

在国家卫健委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姚宏文看来，这是在国政策层面对价值医疗的进一步重申。“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从注重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社会整体联动转变，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体现出价值医疗的核心理念”。姚宏文在8月17日的2019价值医疗高峰论坛开场致辞中表示。

出席当天论坛的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无论是‘4+7带量采购’、提升县域医共体服务能力，还是精准医疗的推进和普及，医改到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逐步地在往价值医疗方向迈进。对于服务提供方来讲，就是要去除那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无效的医疗服务”。

什么是不合理、不合规和无效的医疗服务？

当天的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上午的演讲结束后，嘉宾进行了短暂休息。深圳市卫健委体制改革与卫生健康处处长李创却例外。他受邀参加当天下午的圆桌讨论，但在听完上午会议之后，对于价值医疗的实现路径，有了更深的体会。于是在中午，他马不停蹄地临时准备了一个“不在议程之内”的演讲。

“公立医院运行效率看起来是最高的，一个医生看一百多个病人，几乎是三分钟看一个病人。但很多人得了一次病，跑了五家医院，也不一定看好。这样一个服务体系有效率吗？”在演讲开始，李创就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